炮击金门的决策还体现了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以及在国家军事战略的差异。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 人民战争"" 的作用,同时改变在军队建设中一切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1956年3 月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保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 积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因为在战争初期"" 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它地区。"" 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11.这种思想到50年代后期在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 打烂仗"" 的思想,强调 "" 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12.

  更为重要的是,积极防御战略还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1958年7 月22日通过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到把侵略者赶回它的本土,坚决、干净、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

  苏联的军事战略从50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变化,其特点是从"" 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 的战略方针,转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结束,因此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方针的转变同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战争的看法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战争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苏联的战略方针同中国的"" 不怕核战争,准备打烂仗"" 的思想有根本区别。毛泽东后来讲,在金门事件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还用《聊斋志异》中"" 狂生夜读"" 的故事来表明中国对待战争的观点。毛泽东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毛泽东说的这个"" 鬼"" ,指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企图发动的战争。

  三苏联对炮击金门的反应及其政策选择

  苏联领导人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并不感到吃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事先准备采取"" 针对蒋介石的一次新的军事行动,他们要求空中掩护以及射程远的、部署在海岸上的炮群""13.尽管如此,危机的爆发大大出乎赫鲁晓夫意料之外,一则是中国没有依照惯例向苏联通报炮击的时间和计划,其次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美国对危机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此,危机使得苏联面临非常严峻的两难境地,以下重要因素影响苏联对危机的反应,制约着苏联的行为。

  首先,最重要因素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影响和制约。这个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显然,一旦中国的行为使美国卷入军事冲突,苏联势必要对中国履行条约义务,这样将使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为早在危机爆发之前,苏联军界就开始探讨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苏联战略家塔兰斯基(N. Talensky )将军在1958年1 月的《国际问题》杂志上撰文指出:通过对西方军事战略的研究可以判断,台湾海峡是适合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地区之一。因此,如何避免美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苏联在对危机作出反应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

  其次,同前一个因素相关,苏联必须考虑美国对危机的反应。中国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反应强烈,一方面向台湾海峡地区增派军力,调派航空母舰和一个中队的B-47型轰炸机到远东;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对金马等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预。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出于缓和同美国关系的战略需求,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面对"" 长着核牙齿的纸老虎"" ,苏联还要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以维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和地位,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和谨慎的。正如《共产党人》杂志在一篇评论危机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不能冒发生战争风险的代价,文章甚至宣称:"" 苏联不想要军事冲突。"" 因此,赫鲁晓夫在危机期间几次表示对中国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恐怕其考虑的出发点在于以此威慑美国,避免美苏正面冲突。

  第三,苏联在决策时清楚地意识到,她完全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考虑到中国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上的独立性,苏联领导人明显意识到,在处理第二次台海危机时应更多地考虑如何约束中国的行为,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

  同时,苏联决策者处理危机时必须考虑当时东西方战略力量的对比。一方面,苏联虽然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但要完全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同中国的判断有着根本的分歧;另一方面,同这一时期苏联对其他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对柏林危机的反应明显不同的是,苏联在台海地区缺乏军事优势,苏联军方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使得其对危机的反应更加谨慎。

  最后是苏联对沿海岛屿本身重要性的考虑。毫无疑问,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美国争夺的重点同样是在欧洲。至于沿海岛屿的地位,苏联显然认为缺乏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重要性,不值得为这些小岛同美国爆发战争。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岛屿对中国来讲,却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标志。

  以上分析的重要因素导致苏联在危机中面临两难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出于维护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信誉和威望,苏联不得不公开支持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支持,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此,苏联在危机期间的政策选择,依据对中国危机决策的了解和认识以及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苏联的反应与决策是被动和谨慎的。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从炮击开始到1958年9 月底),中国炮击金门的一个主要目的,从军事上来讲,是"" 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对沿海岛屿则是相机行事,机会来了就占领金马。由于苏联不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因此在危机的第一阶段,苏联一方面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行动,并试图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的意图和目的,以期影响和制约中国的行为。由于意识到在台海地区可能爆发战争,苏联军方在这一阶段的反应更为谨慎和克制。

  尽管苏联可能事先知道中国将要采取的行动,但令苏联领导人震惊的是,中国方面完全没有告知炮击的时间、行动方针以及具体目的。了解中国的行动意图,成为苏联进行决策的前提,苏联驻华使馆成为相关情报的重要来源。得知中国炮击金门后,苏联使馆立即电告苏共中央,中国只是在8 月23日发动炮击后才告诉我们,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已在计划中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的意图。赫鲁晓夫收到苏联使馆的通报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方,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现在卷入这场战争之中。由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毛泽东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方面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14.

  从危机开始到1958年底,苏联大使馆共向国内发回52份有关报告,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同志利用毛泽东关于""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论断,认为在危机中"" 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苏联大使馆的报告却认为,"" 仅仅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纯属中国内政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台湾冲突发展的第一阶段,采取了极为简单的方法去评估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从而导致恶化国际紧张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使得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还明确指出:"" 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15

  由于无从确切了解中国行动计划的意图,苏联方面决定派葛罗米柯到中国。在此之前,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N. G. Sudarikov )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在9 月5 日拜会周恩来。苏达利柯夫告诉周恩来:"" 葛罗米柯同志此次访问北京的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海峡的事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件"" ,同时与中国"" 交换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周恩来利用这次会谈,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台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周恩来特别强调:"" 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 两个中国’ ,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16

  9 月6 日,周恩来同葛罗米柯会晤,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地区等问题上的立场,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方的立场和措施。根据苏联的档案纪录,周恩来在会晤时对葛罗米柯说:由于对沿海岛屿实施打击,中国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美国针对中国的局部战争,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原子弹和城市的毁灭。周恩来指出,即便是美国使用了战术核武器,苏联也不需在战争的这一时期参战。只有当美国使用较大能量的核武器,并以此方式冒扩大战争风险的时候,苏联才应当用核武器对美国实施反击17. 根据葛罗米柯的回忆录,毛泽东在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赫鲁晓夫在同中国进行磋商之后,针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核威胁政策和新港声明,在9 月7 日发出了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及台海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谨慎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信中指出,对中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苏联也吓不倒中国,那些策划对中国进行原子进攻计划的人不应忘记,不只是美国,另一方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发射这些武器的相应工具。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这种进攻,那么,它立即会受到应得的同类武器的反击。信中特别强调:"" 对我们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 葛罗米柯在9 月18日联大会议发言中重申了赫鲁晓夫的声明。赫鲁晓夫在9 月19日致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再次表达了上述立场。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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