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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政策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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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杜鲁门当时考虑使用原子弹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打击，很少考虑在朝鲜半岛上对中朝军队使用。而艾森豪威尔则主张首先以战术原子弹取得局部地区的优势，进而夺取整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主动。3月21日艾森豪威尔责成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研究如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达到并保住朝鲜的蜂腰部（北纬39-40度），同时给那里的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打击，美国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艾森豪威尔还询问如果不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这样的行动能否成功；并说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可能比常规弹药更为有效，因此，有关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将依赖他们用于军事目标上的优势。艾森豪威尔强调，如果这样的计划需要使用核武器打击军事目标，他本人没有反对意见。[31] 3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使用战术原子弹的问题。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美国最近的试验表明，如果采取很好的坑道保护，即便是非常靠近原子爆炸地点的部队也不会受到损害；中朝已在150英里长的战线上挖好了坑道，这样战术原子弹的效果就可能不是太好。他强调，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任何位于前线以北可用于进行两栖登陆的地点，都为苏联进行核报复提供了极好的目标。但并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同意柯林斯的观点，布莱德雷认为，重新发动地面攻势可能伤亡巨大，不如准备使用美国拥有的一切武器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表示，如果允许使用原子弹，美国飞行员将用原子弹直接进攻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不是仅仅打击北朝鲜的目标。[32]

       从1953年春天起，美国开始把原子弹运往冲绳的美军基地，为扩大战争、轰炸中国做准备，但如何使用的问题仍未解决。艾森豪威尔在3月3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承认，尽管在朝鲜半岛上可以作为使用原子弹的合适的目标不多，但通过使用原子弹，美国如果能够击败共产党军队，并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顶住的话，这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认为集结常规力量要花费时间，中共可能会趁机扩编军队，美国可能由此被迫实行全国总动员。杜勒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柯特勒（Robert Cutler）认为在朝鲜的“全面胜利”可以作为在朝鲜蜂腰部划定停战线的一个选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文职顾问包括康乃尔大学校长马洛特（Deane Mallot）则建议，在朝鲜扔下一些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粉碎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存在的“公众的歇斯底里”。杜勒斯明确声称，“在目前的世界舆论的状态下，我们是不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不过“我们现在要尽一切努力来消除这种情绪”。[33]

       3月21日特别会议后，在柯特勒的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制定使用原子弹的有关文件；4月2日，柯特勒呈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NSC/147），文件提供了两个战略六种选择：第一个战略是“限制性战略”，即继续推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它提供了三项选择：南朝鲜军队在战争中担负主要的任务；在进行空中海上进攻的同时，加强“联合国军”的地面攻势；在朝鲜蜂腰部发动一次联合的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以迫使中朝签订停战协定。第二个战略是“非限制性战略”，即扩大战争到中国，使用原子弹等一切可用的武器，也提供了三项选择：对中国或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升级，包括空中和海上的进攻，那么继续战争的代价将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签订停战协定；在朝鲜腰部展开一次攻势，包括使用一切武器；在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同时，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除“限制性战略”的第一个选择外，原子弹可用于其他五个选择。[34]

       尽管此时美国决策层对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仍有分歧意见，但军方坚持强硬的立场毫不动摇。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想在朝鲜战场以外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将需要使用大量的战术原子武器。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在朝鲜采取“实际行动”需要原子武器进攻中国，并反对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中提出的选择作为唯一的行动方针。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逐步或有限地运用力量”，可能会冒失败的风险，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带来有限的成功，而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军事行动需要在战略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从海上和空中对中国发起进攻，包括以足够的原子弹攻击满洲的空军基地，发动地面攻势夺取朝鲜的蜂腰部，另外还要摧毁中苏在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削弱他们进一步进攻远东的能力。[35]

       1953年5月2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5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同意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的计划，该计划包括直接向中国实施空中和海上的进攻，在半岛的蜂腰部建立防线，“大规模的使用战术和战略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在这次会议上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他声称，如果美国不得不扩大在朝鲜的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选择的计划最有可能取得我们追求的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一旦目前的停战谈判破裂，可以在朝鲜实施的对美国最为有利的行动就是扩大战争，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36] 国会原子能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结束朝鲜战争，他们将全力支持。[37] 5月杜勒斯访问印度，他在21日同尼赫鲁的会谈中指出，如果停战谈判破裂，美国将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这就极有可能扩大冲突的区域”。[38] 艾森豪威尔自己认为，通过印度向中国传递的信息使中国明白：如果继续战争将招致毁灭性的原子打击。[39] 在1953年7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上，美国决策者甚至同意，一旦停战协定被违反，美国将使用其核能力打击中国。[40]

       在朝鲜战争后期，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停战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在苏联部长会议3月19日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函中，苏联领导人强调，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41] 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他曾指出：“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的时候罢手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2] 但中国方面基本根据苏联新方针的精神，开始调整政策。同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以打促谈”，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停战条件。[43] 1953年7月27日，中朝和美国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遂告结束。

四

       为取得军事胜利和有利的停战协议而扩大战争，准备使用原子弹，这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整个朝战的始末。必须指出，美国的这一政策基本上是在国际形势或战场形势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提出的，体现了美国霸权及力量的限度。值得指出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参战前和参战后都充分考虑了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以及制约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原子弹不光美国有，苏联也有；原子弹使用于战场不光损伤对方，连自己也要损伤；同时世界人民反对原子弹，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使美国不得不有所顾忌。[44] 当时中共中央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做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主要是从防美国的核打击和对中国进行登陆两方面着手的。1950年8月上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朝鲜的局势，认为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打等几种可能。毛泽东在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期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所准备”。[45] 毛泽东后来还在一份电报中明确指出：“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因在此中央决定把我国仅有的几个航空兵师和高射兵团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并有计划地将我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地区的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质，向内地做了迁移。以后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对此依然保持警惕。在1952年6月召开的志愿军各兵团干部会议上，在分析美军未来的动向时邓华副司令员着重指出，要从敌人可能两翼同时登陆再加天上空降，正面进攻及使用细菌、原子弹最严重的情况做准备。[4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并没有把美国的“叫嚣”仅仅当作是一种“威胁”，而是作为一种可能的战略加以慎重考虑并予以高度重视的。

       对中国和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与轰炸广岛和长崎截然不同，实施这一政策存在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首先，扩大战争同战后美国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相抵触。美国决策者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能转移美国的注意力，而无视苏联始终不变的阴谋和目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艾奇逊就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我们最大的麻烦是”，在同一个错误的国家、次要的敌人作战，而对真正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核心”即苏联连碰都没有碰。[47] 同时扩大战争可能意味着与中苏的一场全面战争。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 Staff)1951年4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强调：“当原子武器在某些方面只是我国武库中的另一种武器的时候，其心理上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的使用毫无疑问将会突然导致全面战争，假如战争还没有爆发的话。因此，除非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迫使我们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要使用它。”[48] 同时由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存在，对中国的战争可能会引起苏联的干预。中央情报局在1950年12月2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当时认为与西方相比，它的军事、政治力量都很强大；中央情报局确信一旦中国遭到进攻，苏联将根据条约在军事上公开支持中国。[49]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0/1号文件中对苏联核力量估计是，到1953年中期苏联将拥有120枚原子弹和1000架中程轰炸机，可以作单程攻击整个北美大陆；另外大量的轻型喷气战斗机可以供给美国及其盟国在远东的基地。[50] 这种考虑在美国决策者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虽然认为是在同一个“错误的敌人”作战，但也不愿与“真正的敌人”打一场世界大战。

       其次是盟国的反对。这个因素在杜鲁门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发表后，引起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欧洲最为惊人的政治动乱”。[51] 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亲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反对扩大对华战争。艾森豪威尔在有关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中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在1953年3月3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虽然认为美国应使用原子弹，但也要注意到这类行动对盟国的影响。4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强调，盟国担心在朝鲜以及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仅将使西方卷入同中共的全面战争，而且也将是西方卷入对苏战争；同时，使用核武器会失去盟国对美国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支持。[52] 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决策部门的赞同。5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上，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指出，从盟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进攻中国的选择将充满了危险。如果进攻中国，盟国将会撤回他们在朝鲜的部队以示抗议；只有迅速而成功的行动才能赢得盟国的支持。他同时还警告，不要低估中国对直接进攻其领土的反应，这种进攻可能导致苏联的干预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本人更为担心的是，由于扩大战争而使用原子弹，苏联将会从空中进攻“日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人口中心”。[53]

       最后，美国决策者就使用原子弹的具体方案存在分歧。布莱德雷在朝鲜战争初期时就认为，在中国和朝鲜没有适当的目标用于原子弹。而艾森豪威尔本人则认为可以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在1953年4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1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就极力主张使用战术原子弹攻击正在重新配备飞机的北朝鲜的四个机场，以此作为一种简单快速的军事行动。这种主张遭到军方大多数权威人士的反对。布莱德雷不同意使用战术原子弹，他认为那些机场不适合作为轰炸目标。陆军副参谋长赫尔（John Hull）将军也警告说，在朝鲜本身的范围内没有理想的战略目标，如用原子弹进行深透轰炸，则可能会引起地震，并不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破坏。[54] 另外，美国的核打击力量在当时也相当有限。美国拥有可以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在1950年6月仅有250多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大批量生产的核弹是MK-4型，重量达10800磅，到1951年时，美国共有MK-4型核弹550枚。而战术核弹MK-7型到1952年7月才开始全面实验。[55] 这种状况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战略也有相当的制约。

       美国一直拖延使用核武器正是受制于上述诸多困难，而最终放弃是因为苏联立场的转变导致了战争结束。因此更为重要的结论是，朝鲜战争结束的关键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方针的改变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一方针的赞同，而不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所谓的“核威胁”（nuclear threats）的结果。

（原文发表于《青岛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此次上网做了简短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