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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美国社会科学与布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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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批评者批评布什政府没有汲取历史经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方法单一。他们宣称，同那些对美国产生危害或对世界更为广泛的地区产生危害的暴君打交道，威慑以及其他更为有限的外交、经济以及军事制裁是可以使用的诸多选择，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一样，战争应该是最后的反应。以含糊不清的威胁作为采取军事行动之基础的政策，将会使美国以极其浪费的方式耗费生命和财富。[17] 显而易见的是，布什政府已经抛弃了美国建立起来的进行和赢得冷战的的安全基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军事在外交决策中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使用军事量作为决策中首要和唯一的手段，都表现出特别的担忧。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仅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且还可能产生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悲剧性的错误。[18] 对布什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们尤其批评布什政府的所谓“ 改变政权”(regime change)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改变政权”是布什政府的“咒语”，布什政府似乎不愿使用传统的方法，诸如预防性的外交、国际法的条款、军备控制协议、技术转让的控制等方法去改变其他国家的不良行为，只是愿意使用“改变政权”的手段。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目前的美国领导人并没有从暗杀南越领导人吴庭艳和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推翻智利领导人阿连德这些历史事件中汲取应有的教训。由此看来，美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出这样的理念，“如果工具箱中唯一的工具是锤子，那么我们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似乎是钉子”。[19]

       这些批评者特别强烈批评先发制人的政策，因为在这一政策中美国第一次宣称，美国有自我认定的发动战争的选择权，不仅以对国家安全未来潜在威胁为借口，而且还将以此促进乃至灌输被认为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在这些学者看来，伊拉克战争同阿富汗战争完全不同，“因为华盛顿没有可靠的开战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去阻止一个假想中的威胁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20] 同时，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日益扩大的和前所未有的差距，将对美国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布什政府采取单边行动的选择，忽视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不仅如此，批评者们还强调，美国从其建国伊始就推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布什政府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将其公开化。维持帝国的政策注定要使得美国付出庞大的开支，由此失去了投资国内需要以保持美国强大的机会。同历史上的凯撒的罗马一样，美利坚帝国可能会易如反掌地反对共和，从而产生一个扭曲而冲突不断的社会。布什“先见之明”的“傲慢和堕落将把美国拖入在世界另一边的第二场毁灭性的战争之中”。[21] 同时，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定义，将使美国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布什政府不仅过高估计了美国实际上取得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而且低估了在这一进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22]

       因此，有些政治学者认为，布什主义无论从国内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他们指出，布什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如果必要，以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和核武器，特别是对付拥有核武器的恐怖活动；如果必要，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对付同样的威胁。从国内安全的角度看，由于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再对美国本土发动进攻，就此而言，布什主义尚未受到考验。另一方面，由于布什政府没有对北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先发制人的或单边军事行动，因此布什主义已经受到了考验，而且是失败的。另外，由于伊朗同伊斯兰恐怖分子有着广泛的合作，而且正逐步获取核武器，布什政府也没有考虑对此采取先发制人或单边军事行动；伊朗可能成为对布什主义更大的考验，甚至是布什主义更大的失败。因此，布什主义在其宣布的三年之后，看来已经名存实亡了。布什主义的第三个主要思想内容是民主化，但是，在什么是实现民主化的正确手段的问题上，伊拉克战争本身就为美国和许多传统的民主盟国之间带来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布什主义也是失败的。[23]

 

布什主义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

       总的来看，这场争论反映的是在美国的安全需要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恰当地位等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而不是一致；同时这场争论还表示，得出美国外交政策在“9·11”事件后已达成一致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就布什主义的历史意义而言，有些学者开始把布什政府同杜鲁门政府联系起来了，因为布什对恐怖主义所发动的全球战争，以及他所宣称的对中东地区实施民主化的目标，都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和计划的抱负。[24] 毫无疑问，布什的外交思想和大战略体现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战略创新，这种创新并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布什提出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这也是先发制人原则成为美国国内外讨论战略问题的焦点的原因。毕竟，布什实际上放弃了几十年以来形成的以威慑和遏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战略共识；不过，这种外交政策的改变只是布什主义的外在表现。就布什主义而言，先发制人不仅仅是一个选择，而是布什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强烈的威胁感导致决策者把他们的政策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其结果必然是过分宣扬美国的力量，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国内争论和政治变化的结果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大战略的形成。而在世界面前，“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善变的、不可预料的以及是破坏性的”，但“唯一不变的是国内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在‘9·11’事件后得以空前的加强”。[25] 因此，布什主义的批评者不仅从根本上误解了布什政府的思想动向与较为普遍的共和党内的思想动向，而且还大大低估了布什总统的个人能力。但无论如何，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对冷战后国际秩序产生重大的挑战，并存在潜在的危机。一方面，布什主义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概念混乱，把“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概念同“预防性的战争”的概念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军事反应会导致产生其他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当一个政府有其他的动机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就会存在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风险；同时，由于不准确的情报，或夸大的恐惧、怀疑或者偏见，一个政府就可能夸大另一个国家造成的威胁。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说明了上述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布什政府宣称，一个国家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对这个国家的进攻并非是迫在眉睫，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国际合作对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的作用。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所言：“美国力量的矛盾之处就在于，美国确实非常强大，以至于任何其他国家对不可能对其进行挑战，但美国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解决诸如全球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问题。”[26] 这也许是布什主义面临的真正困境，也是恰当评价布什主义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所必须充分考虑的关键因素。

（本文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