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外交思想史演进的角度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实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为特点的“布什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续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布什和新保守主义基本的政策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在以反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战略形势下美国外交思想的若干新的特点。“布什主义”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政界的不同反应，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论战，显示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和学术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主义”似乎称得上是一场“外交革命”。
布什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战略
乔治·W. 布什成长的环境、《圣经》以及新保守主义的一些重要人物，对布什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布什在得克萨斯的米德兰德长大，那是一个位于得克萨斯西部的城镇，是“得克萨斯的土生的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文化之最为纯洁的一个例子”。米德兰德是一个基本上自我封闭的社会，是讲英语的北美地区的“最为保守的社区”，“三K党”在这里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1][1] 布什执政后的许多政策根源都可以在得克萨斯西部的文化中找到。毫无疑问，得克萨斯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布什及其思想的形成。[2][2]
在布什的政治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圣经》的作用不容忽视。从1981年开始，由于布什严重酗酒，个人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特别是他同劳拉的婚姻。1984年，布什在其好友埃文斯(Don Evans，后来成为布什内阁的商务部长)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只有10人组成的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只读《新约》。在其后两年的时间内，布什逐字逐句地多次阅读圣经；圣徒保罗的转变过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也开始把基督当作自己的朋友。这种树立起来的精神原则大大加强了布什积极面对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加强了他戒酒的决心；1986年40岁生日的那天，布什宣布自己戒除这个恶习。[3][3]
另外，对布什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是鲁弗(Karl Rove)。1974年，老布什把鲁弗介绍给当时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布什，鲁弗成为布什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顾问。鲁弗虽然没有任何学位，但却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经验老道的组织者。从1993年开始，布什和鲁弗不断接触，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布什发现鲁弗是“一个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而根据鲁弗的说法，布什希望改变“由那些势利的精英以及左翼的常青藤的家伙们所创造的文化，而这些人依然对文化产生着腐蚀作用”。为了让布什形成连贯一致的政治哲学，鲁弗向布什推荐阅读他自己最喜爱的三本书，即玛格奈特的《梦想与恶梦》(Myron Magnet, Dream and Nightmare)、奥拉斯基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Marvin Olasky,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以及霍洛维茨和考利尔合著的《垮掉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重新思考》(David Horowitz and Peter Collier, Destructive Generation: Second Thought About the Sixties)。这几个人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强烈地抨击六十年代以来的反传统的思想文化。玛格内特论述的是六十年代反文化的“精英们”不负责任的价值观，是如何无意识地摧毁了穷人的自尊。《美国同情心的悲剧》研究的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对美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侵蚀作用。霍洛维茨是伯克利“新左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65年曾经出版《自由世界的巨人：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一书，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和帝国主义本质，但霍洛维茨后来却成为新左派的强烈的批评者。1997年，鲁弗邀请这些作者同布什见面，以加深布什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布什后来曾承认，玛格内特的书对他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布什在1998年同霍洛维茨会谈了两次。布什从他们的著作以及同他们的会谈中受益匪浅，他们的一些建议成为布什总统“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国内计划的一部分。[4][4] 1994年在参加得克萨斯州长竞选时，布什竞选纲领的重点是福利和民事侵权行为的改革、减少犯罪率以及推进教育等，由此被称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compassionate conservative）。
但对布什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还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影响日益强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冷战军事思想家以及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为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这些势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股保守主义思想基础的一部分，是对60年代以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反战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运动的反应。新保守主义宣传自由企业思想、受限制的政府、个人自由、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以及强大的国防。新保守主义者用自己的说服力，“用历史的任务和政治目的把共和党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转变成一种全新的保守主义政治，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民主文化不断衰落，已经达到了一个更为粗俗的程度，这些都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联合起来……在外交政策方面，爱国主义是天然而健康的情感，……世界政府是令人恐惧的念头，因为它只能导致世界性的专制……国务活动家首先应会区别朋友和敌人，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或者你寻找机会去使用这种力量，或者世界将为你寻找使用的机会”。[5][5] 新保守主义者鼓吹军事单边主义，主张外交事务主要有行政部门负责，他们提出了有关战略思想的一整套选择。这些保守主义者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有许多共同之处。新保守主义者声称，同那些保守主义的现实学派相比，就保卫和推进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言，他们的战略选择方案更为现实。同美国早期的战略一样，新保守主义者强调民主化和创建一个自由世界。保守主义认为民主或自由世界基本上是限定在发达的现代国家，即第一世界；而新保守主义者则相信，民主和自由可以推广到全世界。[6][6] 用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能够而且应该能够领导世界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以美国的自由和正义的原则而建立的世界”。[7][7]
新保守主义者同右翼思想库关系密切。那些右翼的思想库主要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学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ident Danger)、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以及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等。从1999年到2001年，美国82个保守的基金会一共为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投入了83亿美元的基金。其中右翼的思想库大致接受7774多万美元，大学接受了2314多万美元，媒体机构接受了677多万美元。在这其中，以新美国世纪计划和美国企业学会的作用和影响尤为突出。
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于1997年，其主要成员包括艾伯拉姆斯(Elliot Abrams)、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杰布·布什(Jeb Bush)、切尼(Dick Cheney)、科恩(Eliot Cohen)、福山(Francis Fukuyama)、利比(Lewis Libby)、丹·奎尔(Dan Quayle)、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Rumsfeld）、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等。克里斯托尔和卡根在机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发表的第一份正式的政策声明中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令人信服地提出战略倡议……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这一局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证明自己的立场，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聚集支持”。声明进一步宣称：“强调军事实力和道德高尚的里根式的政策在当前并不流行，但是，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世纪获取成功，并在下一个世纪确保我们的安全与强大，那么里根式的政策则是必不可少的”。[8][8] 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抨击克林顿时期的多边主义。他们指出：“多边主义从原则上讲是好的。但其缺陷在于，由于不能获得充分的多边支持，它使得我们的利益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其缺陷还在于，它虽然在较大的概念上包含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但一旦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单边行动时，我们就会瘫痪……因此，如果我们能达成一个共识，多边主义则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达成共识的唯一方法是放弃自己最为根本的利益，那么，多边主义则是毫无助益的。”[9][9]
1998年1月，新美国世纪计划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制定新的战略应对新的威胁，其中特别提议用军事手段把萨达姆赶下台。2000年9月，新美国世纪计划发表了《重建美国的防务：面向21世纪的战略、军队和资源》(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的研究报告，进一步阐述进行军事变革的重要性。报告声称，“美国目前还没有遇到全球性的敌手，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在未来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和延续美国的有利地位”。报告宣称其研究目的在于“为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防止敌对大国的崛起、以美国的原则和利益塑造国际安全秩序提供蓝图”。为此报告提出了以下主要政策建议：首先，逐步增加防务开支，使之最少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至3.8%之间，为此每年应再增加防务开支150亿到200亿美元。其次，在保持长期的军事基地的框架下，作为对海外驻军的补充，美国应寻求建立一个“兵力部署基地”(deployment bases)或“前进行动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s)的体系，以增加当前及未来军力活动的区域范围。第三，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力，是应对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的关键。第四，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最后，形成在太空进行活动的能力，包括发射飞船、新的卫星等，为创建新的军种，即美国太空部队铺平道路。报告强调，“全球领导地位并不是靠我们的安逸悠闲来行使的……一旦我们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那就为时过晚了”。[10][10]
布什就任总统后，当初在新美国世纪计划上签名的34人当中，有11人在布什政府内担任高级官员。切尼（Richard Cheney）是副总统，对外交决策影响巨大。布什曾经说过，“当切尼讲话时，那就等于是我在讲话；当我讲话时，那就等于切尼在讲话”。在国防部，新保守主义势力最为强大，拉姆斯费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国防部副部长，费斯(Douglas J. Feith)担任负责政策研究的副部长，卢德曼(Peter W. Rodman)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小施奈德(William Scheider Jr.,)担任防务科学委员会的主席，玻尔（Richard Perle）担任防务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施因内曼(Randy Scheunemann)担任部长办公室的顾问。在国务院，赖斯(Condoleezza Rice)任国务卿（她在布什第一任政府内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什对赖斯极为信任，他曾这样说，赖斯是一位“可以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外交政策事务的人”，她或许就像“一位知己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一样重要。[11][11] 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担任副国务卿，多波连斯基(Paula Dobriansky)担任负责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博尔顿(John R. Bolton)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后来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斯(Richard Haas)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美国企业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沃尔姆塞尔(David Wurmser)担任博尔顿的特别顾问。新保守主义者还占据了影响布什政府决策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位子。利比(Lewis Libby)是切尼的参谋长和国家安全特别顾问，他曾经被《新闻周刊》称为“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的、但却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的艾伯拉姆斯成为布什总统的特别顾问；卡利扎德(Zzalmay Khalilzad)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成为布什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总统特使。[12][12]
美国企业学会同样是新保守主义的最为重要机构之一。在美国企业学会中，一半以上的董事来自世界500强的大企业；2003年7月，美国企业学会举办题为“美国是而且应当是一个帝国”的论坛，它宣称：“美国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无可争议的是，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民主资本主义的全球贸易通道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国应当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干预。”
布什当选为总统后，新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在“9·11”事件之前看来是基辛格式的，亦即强调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同大国的关系。新保守主义者对布什政府会不会采取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依然心中无数；在他们看来，国内问题将是布什政府政策的重点。克里斯托尔曾经说过：“2000年秋天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对布什和切尼的竞选以及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立场都相当不满意……对布什可以成为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有成就的总统未抱很大的希望。在他成为总统的头几个月内，我们的确对他有相当的微词……布什会不会采取我们的政策建议还是不清楚的”。[14][14] 但无论如何，恐怖主义并不是新政府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战略问题。和克林顿政府相比，在布什任内的头一个月，布什政府对国际合作展示出更少的兴趣。但在
“9·11”事件和布什主义的主要政策内容
“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计划首先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
为了给军事打击伊拉克制造舆论，美国不仅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而且提出要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打击这样的“邪恶轴心”。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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