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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我们可以未雨绸缪，但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当危险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不会静观其变。当危险日益逼近的时候，我不会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将不会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杀伤性武器来威胁我们。”[16][16]
因此，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对付可能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危险，是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突出体现后来被广泛称为“布什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特点。[17][17] 《国家安全战略》首先突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传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尊重人类的尊严”，“美国必须保护自由和正义，因为这些原则对全人类都是正确和真实的”。因此，美国必须“支持赞同人类尊严的抱负”，“强化同盟关系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防止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我们、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朋友”，“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代”，“通过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基础的建设拓展发展的领域”，“同世界其它主要中心大国一起形成采取合作行动的安排”，“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使之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布什政府强调，威慑已经不足以对付“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寻求攻击的目标是无辜的平民，他们寻求殉难，他们“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没有国界”。因此，“威胁越大，无所事事的风险就越大，更具有紧迫性的就是要采取预先的行动来保卫我们自己，尽管我们不清楚敌人发动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在布什政府看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应对这些威胁的最理想的选择。为此，布什强调：“几百年以来，国际法都一直承认，每个国家在它们保卫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进攻危险之前……可以采取合法行动使自己无需遭受进攻。国际法学家们常常以是否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作为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合法性的条件……我们必须使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概念适应当今敌手的能力和目标……美国长期以来就保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以击退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不会在任何情况使用武力，以对威胁采取先发制人，任何国家也不能利用先发制人作为发动侵略的前奏。”
“布什主义”强调美国使命的神圣性，强调反恐战争的神圣性。布什在将反恐战争描述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时，经常暗示上帝对他的支持。在发生恐怖袭击当晚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布什引用了《圣经》诗篇第23章中的著名诗句：“即使我在死亡阴影之谷行走，我也不会惧怕邪恶，因为有你与我同在”。在恐怖袭击发生的第9天，布什对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战争中永远存在自由和恐惧、正义与残酷。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不会在它们之间保持中立态度。”布什的一些朋友和幕僚私下对记者表示，布什认为自己是在贯彻上帝的意志。布什的一位亲密朋友说：“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上帝要求他做的事情。”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后来补充说，布什“确实认为自己是上帝安排在这里来完成一项神圣计划的”。一批宗教领袖在“9·11”事件后造访白宫，其中一位告诉布什，布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上帝为他选择的使命。据传说，布什的回答是，“我接受这个使命。”[18][18]
“布什主义”强调冷战的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的斗争同冷战时期是相似的。现在同过去一样，我们的敌人是极权主义者，他们贪婪地追逐权力，而毫不顾及人类的尊严。现在同过去一样，他们寻求强加一种悲哀的一致性，试图控制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布什强调：“在正义与残暴之间不存在中立，在清白与罪恶之间没有中立；我们正处于善与恶的冲突之中，美国将抨击这样的邪恶。在同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进行对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制造问题，我们是解决问题。”[19][19] 布什2004年6月2日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同样强调了冷战的历史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布什说，在冷战的最初几年内，“如果那一代美国人丧失勇气，那就不会有‘漫长黎明的斗争’，只会有漫长的黎明了。但是，美国及其盟友保持了被压迫人民的信念，给欧洲指明了民主的前景。正是那种执著给全世界的人民一个教训，那就是要相信自由的力量。”布什强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失去了意志和信念，我们的敌人就会取胜……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明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恪守自己的诺言，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向世界再次展现自由的力量。”[20][20] 对这一信念，布什在其第二任总统任职的就职仪式上进一步表明，“无论是从历史实践还是从每个人的常识，我们都能推导出这个结论：要保护我们的国土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地决定于其他国土上的人民能否获得自由。和平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自由在整个世界的传播。美国最核心的关注和我们最牢固的信仰，只有一个，即从建国之始，我们就曾誓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权利、尊严和无与伦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分享着造物主所赐予的人类的躯体。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当中，支持民主运动和民权团体的成长，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彻底结束专制。”布什还一再表示，美国“有责任给人民带去自由，我希望我们将不使用武力来完成这个责任，但我们有这个责任。”他还强调，“自由并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的礼物。我相信这一点。”[21][21]
布什的观点得到其他决策著的响应和赞同。2004年2月20日，鲍威尔(Colin Powell)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凯南100岁生日举办的庆典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凯南“从来没有忽视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他也从来没有怀疑是高尚的理想指导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思想的力量，去支持崇高的民主理想。”[22][22] 赖斯2005年1月1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国务卿提名的听证会上说：“在这样重大的时刻，美国和美国外交都肩负重任。首先，我们将团结民主政体大家庭，建立一个以共同价值观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第二，我们将加强民主政体大家庭，抗击对我们共同安全的威胁，并消除滋生恐怖的绝望情绪。最后，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和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沃尔福威茨相信，“同冷战一样，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是一场为了理想的战争。”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公开声称，推进自由是“对我们时代的召唤”，是“对我们国家的召唤”。费斯还说，里根有关“民主及善与恶的言论曾经广受抨击，甚至遭到嘲弄”，而今却普遍认为，“它对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战略胜利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及东欧人民没有经过战争就获得了自由”。拉姆斯费尔德也认为，反对恐怖主义“同以前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一样的”。因此，美国在2003年发表的《安全、民主和繁荣：2004-2009年度战略计划》明确表示：“21世纪的美国民主是基于以下基本的信仰：通过确保其他国家的自由，来最好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繁荣，我们的安全依赖于全世界一起努力来保障所有国家的权利。美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努力遵循我们自己理想的历史。”
“布什主义”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切尼2002年2月15日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在这一事业中，美国拥有不少的朋友和盟国；但能够领导这一事业的只有我们。只有我们才能成为号召者，将各个国家召集到这一如此重大的任务中来，共同对付难以捉摸和诡计多端的敌人。美国有能力，也只有美国有能力将这一事业推向胜利。这一重任落到我们肩上并非偶然。我们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是由于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由于我国人民的特性，由于我们理想的力量，由于我们军力的强大，以及由于支持这种军事力量的强大的经济。”[23][23]
“布什主义”还试图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树立榜样。布什曾在2003年5月1日在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的讲话中宣称，“解放伊拉克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役中至关重要的胜利……我们对自由的承诺是美国的传统，建国之时宣示了这个传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大自由’中确认了这一传统，杜鲁门主义和里根对邪恶帝国的挑战，都是这一传统的昭示。”[24][24] 切尼在2002年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改变伊拉克的政权将为这一地区带来许多好处。当威胁的坟墓被铲除后，这一地区热爱自由的人民将有机会发扬那些可以带来持久和平的价值观……我们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就如同1991年解放科威特后所发生的一样。”[25][25] 因此，布什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推翻萨达姆后建立的民主的伊拉克，会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榜样。他们认为，诸如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以及巴勒斯坦等专制政府可能会迫于自己民众的压力转向民主。假如这种情况发生，这些国家将不会在成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伊拉克将成为阿拉伯世界自由的灯塔，并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布什认为美国同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而是“政治观的冲突”。布什相信，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成为中东地区改革和进步的典范。[26][26]
“布什主义”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性。1992年的《防务政策指南》当时被称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声明，这个文件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负责的，其成员包括沃尔福威茨、利比等人起草的。文件当时就要求对被怀疑为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继任总统后则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深思熟虑地使用武力，就是为了使我们在这个被武力控制的混乱的世界上免受武力的侵害”。[27][27] 在布什看来，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方面，有关遏制的传统思想不起任何作用”；同时，“当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神经错乱的独裁者用导弹发射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向恐怖主义的同伙提供这些武器的时候，遏制是不可能的”。为此布什强调，“本土防御和导弹防御是更为强大的安全的组成部分，它们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优先考虑。然而，反恐战争不能依靠防御获胜。我们必须打击敌人，破坏它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面对它。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28][28] 因此，美国“需要在海外开战，把战争送给那些坏蛋”。[29][29] 拉姆斯费尔德也明确指出：“遏制和威慑可以追溯到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所担心的唯一使用武力的是，一个可以直接确定哪个国家会使用武力，而那个国家有着明确的方位。而恐怖分子所带来的全部事实是，你不仅看不到威胁，而且也不知道威胁来自哪里。”[30][30]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布什政府大力增加军事开支，以期建设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在克林顿时期，从1994-2001财政年度，平均每年军费开支在2920亿美元；布什政府在2002-2007年财政年度，平均每年军费开支达到3294亿美元，而“9·11”事件后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3380亿美元。[31][31] 同时，美国还加大对高科技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生产的投入。2003年美国的防务法案取消了对低能量核武器(low-yield nuclear weapons)研制的限制，并增加经费研制高能量核武器(high-yield nuclear weapons)。众议院虽然对预算开支加以削减，但同意研制和生产低能量核武器和高能量核武器，每年的经费达到64亿美元，远高于冷战时期最高的每年42亿美元。[32][32]
军事打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实施“布什主义”的重要步骤。2002年10月7日，布什在辛辛那提发表讲话，为军事打击伊拉克制造声势。他在讲话中指出，鉴于“9·11”恐怖袭击的教训，“美国不能无视正在针对我们的危险；面对危险的明显证据，我们不能等待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在蘑菇云中显现出来的证据”。[33][33] 拉姆斯费尔德更把萨达姆等同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2003年1月23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拉克的大规模恐怖武器以及同伊拉克密切相关的恐怖主义网络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威胁。它们是同一种威胁的组成部分。”[34][34] 在美国决定对伊拉克采取代号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军事行动后，布什在2003年3月19日发表讲话指出，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保卫世界免受更大的危险”。[35][35]
“布什主义”所阐述和推行的政策，在当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9·11”事件之前，布什的支持率大致在51%左右；9月14日到9月15日，布什的支持率达到86%；9月21日到22日，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在“9·11”事件后的半年内，布什的支持率平均在70%。[36][36] 另外，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998年赞成美国使用地面部队对恐怖主义的训练营地和其他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的只有57%，而到2002年则上升到91%。2001年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也显示，赞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为16%，到2003年2月达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