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而杜鲁门时期美国决策者在中东问题上所形成的意见一致，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这一时期的中东问题要比其他国际问题和国内预算问题重要得多。在一个一直由西方控制的地区，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独立的埃及的出现，不仅激发了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而且为“苏联对这一地区的强力侵入”提供了条件，从而挑战了华盛顿所界定的安全利益。[1][①] 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如何控制和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扩展，如何处理西方需要中东石油资源的利益同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艾森豪威尔主义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此后美国政策的重点转向大力支持以色列，以此作为实现美国政策目标的关键力量。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2号文件到巴格达条约组织
战后初期美国对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的考虑主要出于以下两点：首先，中东地区的石油对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填补由于英国力量的撤出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美国考虑对这一地区的“北排”(northern tier)国家如希腊、土耳其以及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权抵抗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扩张。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制定的第5/2号文件正式承认，将中东国家纳入西方的阵营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性。[2][②] 但对于如何评估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如何确定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决策者内部出现明显的政策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底认为，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利益而言是“重要的”(critical)，而非“至关重要的”(vital)。军方主要担心对中东地区重要性的界定可能会导致美国承担防卫这一地区的责任，他们希望英国应继续承担防卫东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主要责任。而国务院的官员则主要从政治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希望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在开罗举行了一次有关中东政策的会议，与会者基本上同意以下结论：“中东地区极易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利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天然抵御力”的软弱或缺乏这种“天然抵御力”，这些“天然抵御力”包括“宗教、现代社会体系、蓬勃发展的经济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结构”等等。[3][③] 在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看来，只要美国同英国和以色列保持距离，并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阿拉伯世界，这种“天然抵御力”就会形成。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George McGhee)在1950年6月指出：“如果我们希望保持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政府持续稳定的话，经济援助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因此，国务院从一开始就主张，“把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防卫”对美国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4][④] 但军方的政策主张无疑在当时美国决策者中占有支配地位。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中东地区的防卫责任。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方面担心苏联会进攻中东，迫切希望美国能够在中东承担更多的军事防卫义务。为此，美英两国1950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专门会议探讨上述问题，英国方面的请求遭到美国的拒绝。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0月和11月制定的应对“
国务院依然坚持要从更为宏大的冷战的角度制定中东政策。从1952年春天开始，国务院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共产主义对中东民族主义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重新审定中东政策的出发点；因为国务院的专家认为，中东地区的城市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内权力斗争中，正在利用民众的仇外情绪。2月，接替麦吉的伯顿·贝里(Burton Berry)警告说，如果仅仅把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反美的、反西方的，或者把它视为同西方世界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那将会冒招致苏联和共产主义夺取这一地区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风险。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显然不同意上述分析，他指出，如果仅仅向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许以自决的诱饵，就可以使他们获取西欧发达国家那样的品质，那将“犯巨大的错误”。同时，由于英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急剧衰落，“这一整个地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那些靠不住的、没有前途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手中”。因此凯南强调，“如果我们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抛弃自己的那些希望获取他们喜爱的华而不实的念头，并明确表示俄国人并非这个世界上唯一说话算话的人，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一些对西方地位最为至关重要的利益”。[7][⑦]
虽然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防卫整个中东地区是“英国的战略责任”(a British strategic responsibility)，但也开始倾向于赞同国务院的判断，即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应是全面的，而非仅是“军事上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1952年5月明确指出，英国已经没有能力抵抗苏联对中东地区的进攻，“他们甚至有没有能力向苏伊士运河以东最短的防线提供最低限度的防卫需求都成了问题”。[9][⑨] 英国也无疑认识到这一点。1952年1月邱吉尔访问华盛顿时向美国决策者表明，如果西方想守住中东地区，“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必须介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同邱吉尔会谈时承认，“我们现在正处于也许是卡尔·马克思早已策划好的危局”。艾奇逊认为，中东地区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众，实际上没有中产阶级的存在，一小撮无能腐败的统治者，煽动者可以用来鼓动群众反对、并在煽动起来后加以摧毁的外国势力，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加以利用以产生一个共产党政权”。[10][⑩] 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决策者决定明确美国的中东政策。
1952年大选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务卿杜勒斯，修补同阿拉伯人的关系将是政府的一项优先考虑。艾森豪威尔政府仍希望能够说服纳赛尔加入“中东防御组织”，于是杜勒斯在1953年5月访问埃及时，同纳赛尔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在
杜勒斯在1953年的中东之行后发现，中东人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势力以及反对以色列的情绪非常强烈，他担心同英、法、以色列走得太近会使美国失去阿拉伯世界，他建议“必须重新获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显然同意杜勒斯的判断。在1953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相信，一旦苏联在中东地区获取实际的立足点，那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的紧张局势，对西方的敌对情绪可能会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极有可能使之努力清除西方的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5/1号文件进而强调，这种局面“不仅有可能影响西方获得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战略行动的权利和基地，而且还会扩展到清除西方所有的影响”。因此，英国要维持在埃及的存在从政治上说是不可能的。文件建议，为保持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向英国提供援助的计划，包括提供军火。[15][⑮] 1954年7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8号文件，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基本构想，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形成做好了政策设计上的准备。文件认为，为了防止由于苏联影响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大而造成的西方利益的受损，美国应在中东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文件强调，美国要努力建设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内的“北排”，同时将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引导到有序的渠道，不要让他们与西方为敌，美国应加强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地位，如可能，扩大对埃及的援助，阿以争端由联合国解决。[16][⑯] 但是，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如何控制和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扩展，就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
正当美国对埃及的政策进退两难的时候，纳赛尔通过向美国要求提供军事援助，主动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国务院在1953年11月把向埃及提供2500万美元的报告递交给杜勒斯。尽管招致国会中亲以色列议员的反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1954年7月底还是决定向埃及提供4000万美元的援助，军援和经济援助各占一半。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如果对纳赛尔加以“适当的扶植和教化”，他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向埃及做出提供援助这样的“特别姿态是值得一试的”。[17][⑰] 杜勒斯批准了国务院的报告，并派两名官员前往开罗同纳赛尔商谈具体事宜。但纳赛尔在同美国官员会谈时却改变了态度，他宣称自己不会在这个时候接受美国的军援，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因为他的政敌将会发现这样的交易，并会攻击他把埃及出卖给了美国。当美国官员询问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美国的军火时，纳赛尔回答说：当1956年“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才会考虑同华盛顿进行这样的谈判。但到1954年年底，纳赛尔再次改变了主意。他向美国方面表示，正在变化的局势使他相信，美国的军火对鼓舞埃及军队的士气是必不可少的，埃及迫切需要军事援助。不过纳赛尔这次强调，虽然从政治上考虑不可能签署正式的《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但他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一封包括立法机构所需要的一切要求之内容的私人信函。
然而，纳赛尔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使美国决策者非常不快。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研究纳赛尔的上述请求后，杜勒斯答复纳赛尔说：由于纳赛尔的所作所为，先前准备援助埃及的拨款已经重新分配；如要获得国会的重新拨款，埃及就必须接受《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条件和要求。[18][⑱]
美国中东政策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954年4月。当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而美国和伊拉克也签订了一项美国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当巴基斯坦在1954年年底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后，由于土耳其在同年年底也加入了北约，从而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为一体。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组成了巴格达条约，因此就将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地区连接成为一条针对苏联的军事链条。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一直向埃及施加压力。纳赛尔抱怨说，“这种反复要求缔结条约的要求只能使过去的怀疑一直存在”，那就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怀疑。他警告说，共产党人将会利用这样的怀疑。
1955年3月，纳赛尔通过同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签订条约来对付巴格达条约。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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