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里的犹太人院外集团的力量非常强大。同时，由于伊拉克和埃及当时处于敌对状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反对伊拉克加入，但英国则坚持让伊拉克参加。为此纳赛尔谴责巴格达条约不仅是具有威胁性的西方人的工具，而且还企图分裂阿拉伯人和孤立埃及。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到
1955年年初时，埃及还是做出妥协，加入这个条约组织，并愿意与以色列实现和平。
与此同时，美国和埃及有关军事援助的谈判毫无进展。纳赛尔反复表示，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援助，他将寻求苏联的帮助。美国决策者认为他在虚张声势，但事实恰恰相反。巴格达条约的缔结、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以及美国提供援助的迟缓都使得纳赛尔开始倒向苏联。1955年9月，埃及同捷克达成一项军火交易。另外，埃及还同苏联达成协议，用埃及的棉花换取苏联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双引擎轰炸机。美国得知后迅速通知埃及：如果它取消同苏联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提供武器装备，但这一建议遭到纳赛尔的拒绝。
纳赛尔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杜勒斯愤怒地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掐死他。”[19][⑲] 埃苏武器交易虽然使美国决策者恼火，但考虑到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美国并不打算采取公开的惩罚行动。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惩罚纳赛尔只会使阿拉伯世界疏远美国，并使之倒向苏联，因此美国“绝不能允许事态向这一方向发展，因为中东地区的石油对北约和西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杜勒斯在1955年10月同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会谈时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在目前对纳赛尔妥协，“目的在于观察一下那里的事态发展……我们现在不能采取任何威胁或过激的行动”；因为杜勒斯相信，“埃及作为一个中立国，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卫星国更能让人容忍一些”。[20][⑳]
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开始重新考虑整个中东政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对埃及的政策。除了对付苏联的威胁外，中东石油的重要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56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东的石油“对自由世界是生死攸关的”。艾森豪威尔也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对整个欧洲都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如果这些石油供应被切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如果欧洲国家的经济崩溃了，那么美国将会处于困难严重加剧的境地”。这样，到1956年春季的时候，经过美国决策者对中东民族主义性质的重新判定，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决定性地转向反纳赛尔的路线。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所明确指出的：“阿拉伯的中立主义实际上是有利于苏联集团的，因为它的目标是针对西方业已确立起来的地位。”[21][21]
艾森豪威尔此时判定纳赛尔已成为“完完全全的绊脚石”。[22][22] 1956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检讨美国的中东政策，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务院的题为《近东政策》的备忘录。杜勒斯说，由于政府不能说服纳赛尔在以色列问题上妥协，他建议对埃及的政策应该从说服转向强制。至于埃及同捷克的武器交易，杜勒斯指出，应该让纳赛尔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同苏联做交易的同时获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不过杜勒斯强调，对纳赛尔施加压力必须谨慎从事，应避免同纳赛尔的公开决裂，以免把他“无可挽回地推到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同时还应为纳赛尔同西方发展良好关系留下退路。至于如何惩罚纳赛尔，杜勒斯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严厉的贸易政策，减少经济援助，拖延阿斯旺水坝计划的谈判，对《巴格达条约》给予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对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以诱使这些国家疏远开罗。杜勒斯还主张对埃及采取某些颠覆行动。[23][23] 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杜勒斯的分析和建议，并授权国务卿立即采取行动。在艾森豪威尔看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纳赛尔不断增长的野心，在于他由于同苏联人的联合而获取的权力感，在于他具有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真正领袖的信念，在于他拒绝每一个旨在调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冲突的建议”。艾森豪威尔主张，美国应选择另外一人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沙特国王萨乌德(King Ibn Saud)就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反共资产”。[24][24]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艾森豪威尔主义
此时，围绕着埃及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角逐。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快速地从农业国跨入最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一个非西方的强国以工业革命的方法自己武装自己来应对始于西方的工业化的挑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这种发展是通过“残酷而野蛮地对待人民”、通过“完全蔑视人权”、通过“使用奴隶和强制使用工人”而实现的。苏联模式的巨大影响在于，“它使得亚洲和非洲新近独立的国家相信，如果它们没有获得不再依赖过去的殖民统治者的相应的经济力量，它们就不能取得完全的独立”。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全力同埃及达成关于水坝的协议……而埃及人也有可能接受苏联的帮助……在埃及如果出现来自自由世界的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的话，那将会对埃及产生很大影响，使其留在自由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西方还可以利用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促使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阻止苏联对纳赛尔产生更大的影响。[25][25] 鉴于埃及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位领袖，它倾向一方或是另一方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阿斯旺水坝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发展和民主可以共存并可以相互促进的机会。阿斯旺水坝的计划“对美国的安全而言完全是必不可少的”。[26][26]
1955年12月16日，美国、英国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的计划。美国将向为期5年的前期工程提供5600万美元，英国提供1400万美元；世界银行将向为期10年的后期工程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利息是5.5%。美英两国政府还表示在前期工程完成后可继续考虑向埃及提供1亿300万美元的贷款。埃及方面将为修筑水坝出资9亿美元，用当地通货支付。由于美英提供贷款的同时还提出了附加条件，使得纳赛尔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美国人觉得可以通过阿斯旺工程的规模和费用牢牢控制住埃及，而工程所持续的周期又为美国人削弱苏联在埃及不断增长的势力或推翻纳赛尔的统治提供了时间”。纳赛尔拒绝了西方提出的附加条件，与此同时，苏联在1955年12月重申向埃及提供建坝援助的承诺，使得纳赛尔有其他的选择。[27][27]
美国向埃及提供阿斯旺水坝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可以以此促使埃及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纳赛尔却拒绝这样做。不仅如此，纳赛尔还在1956年5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举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杜勒斯对埃及驻美大使表示：埃及的承认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局面”，纳赛尔会发现，“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难让我们同埃及保持友好关系的了”。[28][28] 美国决定取消阿斯旺水坝贷款来惩罚纳赛尔。1956年7月19日和20日，美英两国先后宣布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针对美国的决定，纳赛尔激动地说：“这不是取消贷款的行动，这是对一个政权的进攻”。7月24日，纳赛尔再次表示，“我们绝不能容忍实力和美元的控制”，他发誓埃及永远不受华盛顿的主宰。纳赛尔采取的行动就是在7月26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对埃及的行为，美国军方强烈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在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第二天，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Nathan Twining)宣称，从军事上讲，埃及对“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水道”的处理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应采取行动“确保运河置于友好的和负责任的政权的控制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除外交措施外，美国必须制定军事反应的紧急方案，“及时地采取有效行动是必要的”。7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就以下方案进行研究：美国军队与英国军队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夺回运河；美国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但美军不直接卷入；美国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但仅限于向埃及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在第二天递交的报告中，否决了前两种选择，因为那样不仅会削弱美国在其它地区的作战能力，而且会使得阿拉伯国家疏远美国。[29][29]
美国国会对纳赛尔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塞勒(Emanuel Celler)指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直对纳赛尔采取“绥靖政策”。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多恩(William Dorn)说，美国对纳赛尔的政策就是一个“用金钱购买朋友的荒谬政策”的例子，“现在，就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条件给他钱建造阿斯旺水坝，纳赛尔这个独裁者就准备同俄国人站在一起，还有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纳赛尔同苏联人之间的一个巨大阴谋，“是精心策划的旨在削弱西方影响力以及掠夺这一地区财产的计划的一部分”；如不加以制止，其他国家将起而效法。詹姆斯·罗斯福警告说：“让我们彻底认识这个人吧，他打着中立主义的幌子……试图削弱和摧毁西方世界在地中海、在中东以及在整个非洲的地位”。共和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威利(Alexander Wiley)认为，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巨大危险并非在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本身，而是在于它所制造的一个先例，即如果纳赛尔成功地攫取了运河，还有什么能阻挡那些产油国家的领导人把油田国有化？[30][30]
艾森豪威尔本人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他在7月31日致函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考虑。他指出：“我们承认运河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的价值，也承认有可能为保护国际权利最后只好使用武力，但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召开一次由1888年条约的签字国和其他海运国家参加的会议，对埃及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以保证运河将来的有效运营。”艾森豪威尔强调，这样的会议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如果不尝试这样做而使用武力，“近东和北非各国的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亚洲和非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将团结起来反对西方”，由此而产生的敌对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无法消除。因此，此时哪怕是有考虑使用武力的念头都是不明智的。[31][31] 另外，军方和情报机构对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意图的估计，这也是艾森豪威尔不愿冒险的重要原因。雷德福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担心的是，苏联可能希望西方同纳赛尔发生“重大的敌对行动”。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已向埃及保证准备全力支持纳赛尔，哪怕是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杜勒斯也相信，苏联通过向阿拉伯人提供援助，来利用目前的局势。[32][32]
为此，艾森豪威尔决定派杜勒斯前往伦敦，同英法两国领导人商谈对策。在8月1日的会议上，杜勒斯提出了美国的方案：“把运河交给一个国家支配而不受任何国际控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援引1888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作为讨论的基础，以免与巴拿马运河问题纠缠在一起；武力是不得已采取的最后办法，但如果其它方法全部失败，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我们应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国际管理运河；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应设法使三分之二的多数接受英法美三国的意见”。美国的目的很明确，用杜勒斯的话来说，那就是要寻找一种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下去的东西”。[33][33]
8月12日，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一起会见国会主要议员，通报杜勒斯的伦敦之行和美国对埃及的政策设想。杜勒斯把纳赛尔的个人野心同西方石油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纳赛尔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如果可能还想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人，尽管这看起来不现实。正如近来事态发展所证实的，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手段，纳赛尔用武器、宣传以及所拥有的一切攻击西方，纳赛尔决不会止步于苏伊士运河，他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中东的石油对付西方。纳赛尔的《革命的哲学》如同纳粹的宣言一样。杜勒斯声称，他“完全相信纳赛尔已经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和执迷不悟的人”；如果纳赛尔实现了他的野心，那将会导致西欧处于依赖的境地。由于大西洋联盟三分之二的石油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因此，“如果西欧感到不能自由获取中东的石油，那几乎是不能容忍的”。杜勒斯强调，英法已经把这个问题视为“生与死的问题”了。
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的分析，也把纳赛尔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纳赛尔的言论让他想起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毫无可信之处。他强调：“我们不打算袖手旁观，不会让这个人做了他正试图做的事情而溜之大吉。”至于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过程中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承认苏联并没有直接卷入，但毫无疑问苏联会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34][34]
不过，美国决策者决定以和平手段解决运河危机，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此时临近大选，艾森豪威尔希望英法在大选过后再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麦克米伦9月访问华盛顿时都明确表达了这个意见。杜勒斯在9月15日向麦克米伦指出，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削弱纳赛尔，这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因为这些手段要比军事手段更为有效”。杜勒斯强调，到目前为止，苏伊士运河问题在总统选举中还不算什么，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将对大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杜勒斯告诉麦克米伦，如果英国准备采取激烈的行动，最好等到11月6日大选结束后。[35][35]
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起进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第二天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埃及或以色列不在12小时内停止军事行动、各自从苏伊士运河两岸撤退10英里、允许英法联合部队暂时占领运河的重要地区以保证运河的通畅，英法部队届时将进行干预。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非常恼火。除上述理由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英法的行为还破坏了谴责苏联干预匈牙利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听到以色列进攻埃及的消息后，把它同1949年“失去中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对杜勒斯说：“福斯特，你告诉他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们要实施制裁，我们要把问题提交联合国，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终止这件事。”[36][36] 在杜勒斯看来，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正在瓦解，“可是在埃及发生的行动，使我们等待已久的在东欧的成功成为泡影……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步英法在亚非殖民主义的后尘，还是同它们分道扬镳，这真是一场灾难”。[37][37] 美国决定在联合国采取行动，防止苏联插手中东的战争。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实现停火。同时，美国还决定对英国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英国采取停火的实际行动。美国对战争的反应主要是出于对“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传统野心”的考虑，如果美国不采取“公正的态度”，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中东。
如何应对战争后中东的形势，填补英法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决策者的对策是宣布“艾森豪威尔主义”。1957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同国会领袖会谈。艾森豪威尔强调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他指出：“显而易见，苏联的目标是权力政治，夺取石油，切断运河和中东的输油管，这些已严重威胁到西方文明。”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已经在这一地区无力对付苏联，“现存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填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美国在中东的朋友所渴望的，“是美国现在重新保证美国准备提供帮助”。艾森豪威尔概述了准备提交国会的咨文，希望国会授权他在特殊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使用经济援助资金和使用美国部队。他请求国会将他要提出的咨文作为国会会议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他指出美国必须让全世界知道，如果需要，美国将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强调他尊重国会的宣战权，但现代战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国会授权他动用军队在中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挑战，这种权力将会很好地用来威慑侵略，这样就会永远不会动用这种权力。[38][38]
杜勒斯在第二天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详细介绍了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杜勒斯说，目前中东的局势极度危险，“作为最近英法行动的结果，那里存在着一个权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