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都与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相关联。建国初期，在两极格局的冷战背景下，中国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的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经历了最重要的转变。一是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1]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2]，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政策，“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3] ，由此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本文侧重于分析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原因与背景，以及转变的过程与影响，以期总结历史经验。
一、中美苏关系的新变化与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判断
在20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4]
而进入８０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此时，邓小平对美苏争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已有所警觉。他指出：“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正在增长。美国干预这个地区的某些做法也不得人心。”[5]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邓小平已把美国同苏联并列在一起，加以批评，而不象过去那样仅仅担心苏联的威胁。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台湾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磨擦。特别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起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但两国之间在经历了这样一些风风雨雨之后，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不能不对双方的关系的价值进行一番新的估价。对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指出：“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6]这番话点出了中美关系产生动荡的症结所在。
恰在此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这是苏联被迫进行战略调整的一个重大步骤。１９８２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7]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然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
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并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8]他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9]这个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预示着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
1982年夏，邓小平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中开会。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至于传递信息的方式，邓小平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作为视察使馆工作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
由于苏联也提出“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相吻合，这表明苏方的反应是积极的。邓小平为此听取了钱其琛、于洪亮等人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11]这样，中苏两国以此为契机，商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中苏关系由长期紧张趋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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