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变“一条线”的战略，实行“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战略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
鉴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重要转变。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因此，从１９８２年下半年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支持任何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加强调发展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
在中国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之后，邓小平仍然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虽然此时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不再是共同对付苏联，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有尖锐的矛盾，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在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两国经济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因此，在中美关系处在困难的时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为使中美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美方进行了一番意志的较量和磨合，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恰当的措施，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并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这样，美国就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邓小平还恢复了对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强调第三世界的作用。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 [14]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２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15]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
随后，在１９８２年９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他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在８０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８０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6]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17]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１９７９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生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18]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对苏紧张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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