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以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教训越南”的战略举动主要是着眼于稳定东南亚局势，着眼于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格局。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关键词] 中越冲突；美中苏三角关系；反霸
1969-1979年期间,中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中美多年的对抗与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突破口，打开了通向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道路，由此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对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外交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战略的举措却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与越南的长期友好关系。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1]，联美抗苏，而越南则越来越向苏联倾斜，直至与苏联结盟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这样背景下所爆发的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以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
一、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的越南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来看，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把握时机，做出判断，掌握分寸，采取措施，力争主动，在各个环节上处置得基本得当；但在处理与此相关的对苏关系问题上，则过分强调了斗争的一面，政策有些生硬。当时中国决策层对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军事威胁估计过高，因此在对苏外交和备战问题上作出了过度的反应，灵活性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地位。特别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既喝“茅台洒”，又喝“伏特加”（虽然美苏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停止，但已不是剑拔弩张之势），逐渐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
在国际格局的战略态势中，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曾发生急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越南因素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曾把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2] 尽管中国在对美谈判中充分考虑了越南的利益，但中美关系缓和仍然对中越关系方面造成较大的冲击，这也许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策略运用得当可以尽量减少代价）。早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结束,发表中美《公告》之时,越南《人民报》就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周恩来曾就此批告当时主管宣传的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周恩来指出：“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3]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越南并未理解中国的苦心，对此始终是耿耿于怀。
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南改变了过去采取的“团结中苏”，“保持中立”的方针，开始向苏联方面倾斜，由此增加了苏联在大国关系角逐中的砝码。同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苏，苏越发表“越苏宣言”确定两国、两党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当年，越南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事件达439次。[4]1975年底，中国政坛风云突变，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仍有共同点。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8]致使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年11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9]至此，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0]这样，苏联就如愿以偿地填补了美国从越南撤退留下的真空，并且迫使中国面对来自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108次之多。[11]此外，越南还制造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诬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2],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13]至1978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28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于还于1978年12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关切。
而在美国方面，由于苏联一系列明显的扩张行为，卡特总统决定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1978年12月,中美共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建交公报，双方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4]这一反霸条款，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十分微妙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双方将毫无含糊地反对苏联或是苏联集团试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一切努力。这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在东亚形成了中美联合对付苏越同盟的战略态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建立军方的关系。1979年１月，美国总统卡特在瓜德罗普与英、德、法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时，表示美国不反对西方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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