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对缓和中美关系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们对此心存不满（他们从极左的立场出发，认为不应该向“美帝”低头，同时也不愿看到周恩来在此过程中增强在党内的地位），担任过林彪秘书的张云生曾回忆，林彪曾在私下里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不会有好结果；在黑格访华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准备时，江青等人也通过其亲信文化部长于会泳提出过不应用电视“宣传” 尼克松的意见。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缓和中美关系所持的消极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缓和中美关系是最高权威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所以他们也不好公开反对（毛泽东也从末将对美外交的大权交给他们）。不过，由于有这两股势力在中国决策层内的存在和制约，周恩来等人在讨论和贯彻缓和中美关系决策之时，一直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即便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周恩来、邓小平（在周患病后代替周主持对美外交谈判）等人仍不免受到来自极左派的攻击和暗算。例如，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一再借批判所谓历史上的“大儒”来影射周恩来搞“远交近攻”的政策。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江有借机发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指布什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的马屁”。江青还攻击邓小平“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14】这些都是后话．
二、中国决策层调整对美方针的促动因素
60年代末·70年代初，促使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改变对美政策方针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 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难以为继
60年代，中国在继续同美国相对立的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这种局面的形成，虽有种种客观上的原因，但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国决策层，特别是毛泽东逐步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到外交工作所致。在此期间，毛泽东否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适当缓和对外关系，以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外困难的有关建议，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帝、修、反”。【15】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对美方针上，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在对苏论战方面，则是反应过度，上纲上线，没有留下回旋余地。这种过分强硬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严重损害。
到了60年代末，中国已面临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拓展空间，并且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同许多国家出现外交纠纷 ， 这就使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
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使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利用美苏矛盾，摆脱困境，就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 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16】
因此，在6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研究。他们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苏 争霸的态势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苗头。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着手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 美国的战略收缩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
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中国决策层的注意。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感到力不从心，准备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减少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承担的“义务”，修改原来两个半战争的战略。这一趋向到1969年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尼克松主义大体定型。与此同时，美国多年以来的奉行的对华封锁、围堵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轻了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对中国的战略威胁，由此成为促使中国决策层考虑调整对美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曾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17】而美国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 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 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18】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
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现实。”【19】不能熟视无睹。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尼克松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20】
而对中国方面来讲，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既可以抗衡苏联的威胁，也有希望与美国谈判解决象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与美国改善关系，还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后来，周恩来在谈到中美交往达成上海公报时曾指出：“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21】
（三）中苏联冲突加剧，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就在来自美国的威胁开始减弱之时，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当时苏联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它利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之时，开始急剧扩张，这种战略态势不仅侵犯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且对与苏联有着7000公里共同边界的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这是促使中国决策层考虑改变对美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从1960年夏天开始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并偏袒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防范苏联铤而走险，对华发动战争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先后在会见金日成、崔庸健、巴卢库等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要准备”。【22】这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继续增兵，并与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４人，撞伤和打伤９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军委于1968年１月24日，电报指示沈阳、北京等军区，要求“加强中苏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指示强调：“采取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指示”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23】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更加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警觉和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并认为其更富于侵略性和欺骗性，由此加紧了备战工作。
进入 1969 年，中苏边境的局势更加紧张。1月 25日，黑龙江省军区根据苏联在 珍宝岛的挑衅有增无减的形势，提出在这一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设想以３个连左右的 兵力参加珍宝岛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 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予以支援。”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重申：“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法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在具体斗争中，要选择重点，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24】
1969 年3月2日，苏联从两个方向出动大批武装军人侵入珍宝岛，受到已有准备的 中国边防军的伏击。3月15日，苏联武装部队再次侵入珍宝岛，同岛上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发生遭遇战，苏军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先后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在中国西部边境挑起更严重的流血事件。1969年8月13日，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包围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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