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的又一次的战略调整，进而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毛泽东、周恩来为扭转外交失控所作的努力
进入20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上有所进展，[1]但仍不足以摆脱同时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所带来的阴影。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更加冷却甚至恶化了，这就使中国面临着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８月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不仅先后同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家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而且外交部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冲击。[2]
１９６７年夏，在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局面下，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趁机过问外交工作。当时恰逢香港新浦岗胶花厂工人和一些报界人士与港英当局发生了严重冲突，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首都新闻界召开“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关锋、戚本禹亲自到会，借机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接见外交部的风云人物，对外交部的工作指手划脚。 ８月７日，王力在钓鱼台公然发表了煽动批陈并向外交×
部夺权的谈话，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王力还煽动造反派说： “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3]王力的这番讲话非同小可，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虽然外交工作的也受到干扰，但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强调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外交部的主要权力始终没有落到造反派手里，而王力这个讲话的锋芒恰恰集中在由谁掌握外交部领导大权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其胆量之大，气焰之盛，是前所未有的。
“王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动乱被推向了高潮。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改善对外关系问题。因为在与美苏同时对抗情况下，中国的安全保障已经大为削弱，再加上与其它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加严重了。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素有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丰富经验，用基辛格的话说，是搞“平衡”、“均势”的大师，也决不会听任这种反常局面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中国开始有步骤地采取措施来消除中国外交方面的隐患。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５日，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4]并看了周恩来委托杨报送的“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十分愤怒。８月２６日，他对杨成武指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还对王八七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5]当天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在此之后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至此，斩断了中央文革伸向外交部的黑手。外交部的局面有所好转，外交失控的现象基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同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评了当时风行一时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样的提法，并且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6]随后，毛泽东于５月２９日，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作了重要批示，再次指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7]１９６８年９月，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初稿《世界人民胜利的航向》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8]
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中国外交才逐步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并且阻止了江青集团试图向外交部门渗透的部署（当然极左势力和左倾思潮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的），这就为中国进一步调整对外战略，着手改善对外关系，争取在国际社会一显身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调整对外战略的宏观思考和外交僵局的打破
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开局面这样的严重问题在挥之不去地缭绕着他之外，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认真思考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
其一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而且苏联不断扩充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富于侵略性的 “有限主权论”，[9]1969年苏联又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等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法制人。[10]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方领导人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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