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出现的一点转机,是希尔斯曼1963年12月13日在旧金山作的关于“重新肯定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说。演说虽然是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发表的,但肯尼迪在世时已由国务院一些人在拟稿。希尔斯曼在演说中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被推翻,提出在与蒋介石集团保持亲密友好关系的前提下,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实行“敞开大门”的政策。这篇演说被国际上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分水岭”。[21]这篇演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提出了对中国的新的估计和设想,推翻了杜勒斯1957年发表的所谓“过眼烟云”的论断。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又一向是根据杜勒斯这个论断制订的。希尔期曼的演讲,公开对杜勒斯的论断提出挑战。希尔斯曼认为,有必要让人民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看法的改变。这一新的论断带来的新的对华政策原则就是在不破坏美蒋关系的前提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22]希尔斯曼的演说虽然没有像1959年9月1日的“康隆报告”那样提出具体的对华政策,[23]但份量比“康隆报告”重,因为后者来自民间,不代表官方意见,而希尔斯曼则是副务卿。

  第五,利用中苏矛盾,制订新的对苏、对华政策。1961年,中苏矛盾虽然存在但没有激化。肯尼迪上台一年后,即1962年,中苏矛盾愈演愈烈。肯尼迪对此也很敏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国的头号劲敌是苏联。要想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要想处理好美苏关系,肯尼迪政府不能不考虑并分析中苏矛盾及其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1962年5月14日罗杰·希尔斯曼就中苏关系的现状及前景给国务卿腊斯克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苏有根本性的区别”,“中苏关系很难恢复1959年以前时的那种和谐”。他认为中苏双方虽然都力求减轻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争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他们“不会有长期的和解”。如果“美苏之间搞长期的缓和,将可能刺激中苏盟友关系的公开破裂”。[24]

  第六,肯尼迪想要调整对华政策不是一时的冲动,是有历史渊源的。据鲍尔斯回忆早在50年代,肯尼迪就常对他讲,美国对华政策是不现实的,最后必须改变。[25]

  肯尼迪上台后第二年,他曾与外交政策顾问鲍尔斯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两人在美国对“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这一观点上取得一致。[26]

  以上各种迹象表明,肯尼迪政府曾经企图调整对华政策。

  肯尼迪的确计划采取“灵活性”的对华政策,但是由于竞选连任总统时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使他没有实现这一诺言,尽管他曾多次在私下场合表示当他连任总统时再考虑这一问题。[27]而且他的幕僚们也相信,只有在1964年肯尼迪竞选连任取得惊人的胜利时,才有可能考虑与中国间进行“任何重大的缓和”的问题。[28]

  为什么肯尼迪在任内没能改变对华政策?有以几个原因:

  第一,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当选总统的,他虽然曾表示愿意重新审视东亚形势,愿意打破中美两国间的僵持局面,但他不能不考虑以微弱多数战胜艾森豪威尔而当选总统这一现实。他要先站住脚,才能考虑其他问题。而中国问题是外交政策中“最难”和“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29]杜鲁门时期民主党曾因“失去中国”而失去了总统乌纱,作为民主党人的肯尼迪,他在实施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党派身份。肯尼迪曾讲过,外交问题处理不好会让人一败涂地。因此在处理与中国的问题上他格外小心,害怕重蹈杜鲁门的覆辙。他害怕共和党人再指责他们对华政策软弱。[30]而且他的一些“更为谨慎的顾问们在国务院远东司的支持下使他相信,如果他对于前几任总统对北京政权的敌视态度有任何缓的的话,就会为他招来政治灾难。”[31]

  第二,肯尼迪与国会矛盾大。虽然肯尼迪是近100年来第一个在参众两院都当过议员的总统,但在他任内,国会与白宫的敌对情绪很大,他在通过一系列关于国内经济及人权法案方面都无法控制国会,更不用说在制订新的对华政策上可以免遭国会的反对了。哪怕稍微调整一下对华政策,来自国会的极右势力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国会是坚决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在蒋介石猖狂叫嚣反攻大陆时,国会曾有人建议美国采取“坚决行动”支持蒋介石。就在肯尼迪政府策划的第一个以“继承国”方式阻碍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方案失败后,7月28日参议院以76票对0票通过一项议案,重申国会反对接纳中国入联大,同时也反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8月31日,众议院以385票对0票通过此议案)。

  第三,作为美国政治一部分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构成对肯尼迪政府的压力。60年代初由台湾扶植的院外集团的活动就很活跃。百万人委员会于1961年发动了比1953年时规模更大的“请愿”,反对承认中国,反对中国重入联合国。这次“请愿”,正是在美国国内争论是否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第一系列问题时进行的。有大批国会议员在请愿书上签名。[32]

  第四,美国舆论界和新闻界对肯尼迪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也很敏感。自肯尼迪上台之后,不少报刊就美国准备采取对中国“灵活性”政策进行评论。甚至在政府最高层、最机密的会上人们也不能谈论中国问题。因为一旦被报界知道,大肆渲染,会给保守派带来攻击民主党执政者的机会。[33]总之,从当时美国国内诸方向因素来看,虽然在政府、民间、报界有人想改变或调整对华政策,但终究不能像60年代末那样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阻碍肯尼迪在任期内调整对华政策的国际因素是:首先,肯尼迪任期内最关心美国与苏联争夺霸权地位。他虽然上台后决心缓和美苏之间的“冷战”局面,但先后出现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都是美苏力量的直接交锋。所以他对如何“遏制”苏联扩张比“遏制”中国更为关注,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美苏签订限制核试验条约,美苏之间开始出现“缓和”之后,肯尼迪才认为“遏制”中国成为主要矛盾。

其次,东南亚局势也使肯尼迪推迟实施对华“灵活性”政策,美国在老挝和越南越陷越深,而且肯尼迪坚信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虽然他口头上说在远东履行“和平和防御”政策,但认为中国有侵略性并支持老挝和越南,所以不能放弃东南亚,一旦美国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南亚政策失败,共产主义影响就要蔓延。肯尼迪曾经认为,从政治上来讲,越南就是中国,[34] 所以,决不能在越南问题上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在1962年他把驻扎在越南的军队从不到1000人增加到一万人。[35]在他眼中,与越南人作战就是与中国人作战。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危险来源。后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更使肯尼迪确信中国是好战的。[36]而且,肯尼迪时期美国对越战争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发展到约翰逊、尼克松时期美国国内舆论批评指责越战,人民非常反战的境地。

  再其次,中苏分裂的公开化使肯尼迪政府内高层人物认识到这种分裂会继续下去。中国对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批评和指责,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从国家关系来看,在美中苏之间,美国不可能同时与中苏搞缓和。

  总之,肯尼迪执政时期,华盛顿的决策人已觉察到美国的中国政策是站不住脚的,是需要调整的。

  肯尼迪任职仅一千多天,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除威廉·H·哈里逊(任职一个月)和詹姆士·A·伽菲尔德(执政200天)以外任职最短的。在他执政短短的一千余天中,要想确立新的对华政策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肯尼迪没有对华政策,这是不正确的。肯尼迪既继承了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对华政策的方针和原则,但又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部分反映了60年代初期美国政界、舆论界已开始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不够灵活,同时也为60年代末期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为“遏制但不孤立”打下了基础。肯尼迪时期对华政策是从“遏制并孤立”中国转变成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战略的一个过渡时期。肯尼迪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二战以后中美关系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对肯尼迪的对华政策如何评价,本文只是个尝试。希望当更多的文件档案销之后,人们可以作出更客观更公正的评论。

 



注 释:

 

[1]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组织中反对抗‘两个中国’”,1961年3月1日。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第21箱。

[2]《总统公开言论集:肯尼迪,1961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dy,1961),第1卷,华盛顿1962年版,第329—330页。

[3] 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7页;音宽哈(译音)编:《中国与美国:1955至1963年》(Kwan Ha Yim eds. China & the U.S.:1955—63),纽约1973年版,第137 页。

[4] “备忘录”,1963年3月1日,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第21箱。

[5] 美国国会季刊出版公司:《中国和美国的东亚政策—1945至196年》(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S. Far East Policy,1945—1966),华盛顿1972年版,第113—114页。

[6] “中国—岛屿危机”,1962年6月18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罗杰·希尔斯曼文件”,第1箱。

[7] 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泽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03页。

[8]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第501页。

[9]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10]《美国总统公开言论集:肯尼迪,1963年》第3卷 第845页。

[11] 尼尔·H·雅各比:《美国对台湾的援助》(Neil Jacby,U.S. Aid to Taiwan),纽约1967年版,第44页。

[12] 安东·安德列维奇·格鲁穆克二世:《苏联人观察:肯尼迪总统任职1036天》(Anatol II Andreievick Cromyko:Though Rusian Eyes:President Kennedy’s 1036 Days),华盛顿1973年版,第97页。

[13]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200年》,第203页。

[14] 沃伦·科恩:《迪安·腊斯克》(Warrer I.Coen,Dean Rusk),新泽西1980年版,第163-164页。

[15] 沃伦·科恩:《迪安·腊斯克》,第163页;沃伦·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

[16]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智囊—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Walter Isaacson & Evan Thomas,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纽约1986年版,第601、第 618—619页。

[17]詹姆斯·小汤姆森:“关于1961—196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对官僚政治的研究”(James C. Thomson Jr.,“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1961—1969: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中国季刊》,第50号,1972年4—6月,第229页

[18]王缉思:《1945年—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58页。

[19]沃特尔·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智囊》,第634页。

[20]詹姆斯·小汤姆森:“关于1961—196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中国季刊》第50号,第226、230页。

[21]詹姆斯·小汤姆森:“关于1961—196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中国季刊》第50号,第226、230页。

[22]罗杰·希尔斯曼:《推动国家前进》(Roger Hilaman,To Move A Nation),花园城1967年版,第 351页。

[23]1959年9月1日民间学术机构“康隆学社”应美国参议院外委员之邀提交给该委员会的一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报告。

[24] “研究备忘录"1962年5月14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罗杰·希尔斯顿文件”,第1箱。

[25] 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第140页。

[26] 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第140页。

[27] 福斯特·R·杜勒斯:《1949—1969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69),纽约1972年版,第191页。

[28] 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第147页。

[29]人民日报,1961年8月3日

[30] 迪安·腊斯克:“肯尼迪与外交政策”(Dean Rusk,Kennedy and Foreign Policy),载于约翰·F· 肯尼斯主编《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th ed.,The Kenndy Presidency),美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 版,第192页。

[31]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第147页。

[32]约翰·奥克尼:“一百万个鬼的院外活动集团”(John Okearney,“Lobby of a Million Ghost”),《民族》,1960年1月23日,第76页。

[33] 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86页。

[34] 格伦·P·黑斯塔德:《美国外交政策,过去,现在和将来》(Glenn P. Hastadt,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st,Present,Future),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88年版,第61页。

[35] 蒙塔古·克恩、帕特里夏·W·利维令和拉尔夫·B·利维令:《肯尼迪危机》(Montagu Kern,Patricia W. Livalin  & Lart B. Livalin:Kennedy Crisis),北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36]罗杰·希尔斯曼:“美国在太平洋的政策”,美国《国务院简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63年9月9日,第387页。

 

 

原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责任编辑:天地一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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