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8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高杉冈(Takaski Oka)头一天自日本名古屋发回的文章,题为“美国乒乓球队将访华一周——15人受到北京的邀请”。文章中说,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B·斯廷霍文先生[1]在今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乒乓球队已接受中国人的邀请,准备访问中国。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中国人这突然之举感到意外。因为尼克松自1969年开始就一直寻求各种方式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从而改变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人一直没作出反映。而今中国领导人却以这种奇特的、非同寻常的方式对尼克松“私下‘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2]作出反映,这在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西方政论家、新闻记者立即对此举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改变对美国的态度的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行动。[3]美国政府的反映也是积极的。美国总统驻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L·齐格勒于4月8日默认了总统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支持,并补充说:“尼克先生对改进与中国的交流表示兴趣,并说乒乓球队计划访问与这一政策是一致的。”[4]

 

一、             在无窗屋中发出正式邀请

 

    1971年3月,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50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汇集在日本第四大城

市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有25名成员。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是斯廷霍文先生。美国乒乓球队全团共25人,队员是根据个人在美国国内比赛中排名先后和自愿报名基础上选出的。队员中有大学生,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所有赴日参赛队员全部是自费(有些技术更好的因付不起费用而不能参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乒乓球协会组织的会议上有所非正式接触。根据《新闻周刊》驻日本代表费伊·威利4月8日发回的一份电文,在第31届世乒赛开始前两天,即3月26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后简称国际乒联)在名古屋的国际饭店召开预备委员会会议。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与美国乒乓球协会驻世乒协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坐的位置非常近并进行了交谈。谈话间哈里森对来中说,“年轻的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在尔后于3月30日4月5日召开的两次国际乒联会议上,哈里森又有所表示,但宋中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5]

另外,美国乒协官员在国际乒联召开的会议上的表现也使中国官员看到,美国人对他们是友好的。在一次讨论是否接纳台湾进入国际乒联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反对南越代表提议接纳台湾入会的提案,指责这一提案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阴谋”。斯廷霍文先生对中国人的发言没有任何反感。反而认为,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在会议休息时,斯廷霍文发现站在他身后的是中国官员。当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我可以对他们做出友好表示”。他于是便走过去,闲聊了几句,并把随身带的一枚刻有肯尼迪总统头像的半美元硬币作为小礼品送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也欣然接受了。斯廷霍文后来回忆时说,他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使中国官员了解到,他是理解中国人在会上讲的那番话的。[6]此外,在那次讨论是否接纳已是亚洲乒乓球协会成员的台湾为国际乒联成员的会上,哈里森表示,收纳一个乒乓球协会就足够了(意在承认一个中国),并且没在支持台湾乒乓球组织入会的文件上签字。[7]

    在第31届世乒赛接近尾声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6日世乒赛结束的头一天,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提出非正式的访华邀请。这是在宋中和哈里森的一次非正式会面时,宋中在一家旅馆的大厅中向哈里森提出的。而宋中当时问哈里森:“你们会对邀请你们的球员和随员到中国访问作何反应?”[8]哈里森随后把此邀请转告了斯廷霍文先生。此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还曾向美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先生询问,如果他们得到邀请的话,有多少美国队员愿意到中国去。霍华德随即打电话把此事告诉了斯廷霍文先生。但这一次也不是正式邀请。

    斯廷霍文先生当时知道有四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而且自己队里也有人想访问中国。此外他也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允许美国人到中国旅游。他当机立断决定去中国访问。并且与美国驻日使馆联系,要求他们把护照上写的“不许去大陆中国”的话删掉。当他打电话到美驻日使馆时,只得到来自国务院的威廉·卡宁汉先生家里的电话,因当晚他值班。他们相互取得联系之后,斯廷霍文告诉卡宁汉,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很可能会被邀请去中国访问”,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想找人把“大陆中国”的字样从自己的护照上去掉。[9]卡宁汉答应了。斯廷霍文把准备去中国访问的队员的护照收集在一起,随即乘火车赶往东京。他第二天清晨在卡宁汉家中见到卡宁汉。

    斯廷霍文在与卡宁汉的交谈中,寻问了他们可以带什么东西作为礼品去中国,卡宁汉说可以送他们圆珠笔,于是就给了斯廷霍文先生一些圆珠笔。他还给斯廷霍文看了一份电传电报,内容是美国务卿就美乒乓球队访华答记者问。谈话间斯廷霍文说:“我想邀请中国人回访,你能帮什么忙吗?你能给他们签证吗?”卡宁汉说:“可以。我们会迅速签发签证的。”斯廷霍文还希望卡宁汉能帮助找到财源,使中国人能回访美国。卡宁汉当时没有答复斯廷霍文,而只是给他看了两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备忘录。也就是查尔斯·W·布雷第三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美国设想在为中国队提供签证方面“是不会有困难的”。[10]

斯廷霍文从东京回到名古屋之后,与宋中和他的翻译在体育馆的一个锦标存放室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与会的美国人还有哈里森、蒂姆·博根、杰克·霍华德。为了避开新闻界,他们特意选了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开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指出,美国的新闻记者不能随他们访华。美国队访华的路费、机票及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全部由中方承担和负责。在访华日程安排上,由于应日本人之邀,美国队在世乒赛结束后还要在日本待几天,因此中国方面答应他们9日启程赴中国。[11]

 

二、             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4月9日离开日本赴香港。他们成了西方新闻记者追逐报道的新闻人物。不少新闻记者向他们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为他们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队接受中方邀请时,中方曾提出不能有新闻记者随访,于是便出现了除带队的斯廷霍文先生以外,几乎所有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都受聘成为美国新闻机构和报刊的记者的现象。[12]然而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香港时,中国政府已允许3名美国记者入境,但是只能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进行报道。这3名记者是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和杰克·雷诺兹,[13] 他们都在东京工作。而约翰·罗德里克和约翰·里奇在40年代曾到过中国。罗德里克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1945-48年),1946年到延安采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报道中国解放区情况的第一批美国记者之一”。[14]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香港后,斯廷霍文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意外地收到了—份电报,电报是由一个他不知道的美国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来的,[15] 美国时间9日发出,内容如下:[16]1

    急件:美国领馆转美国乒乓球队

    理解您考虑拟邀请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回访。如果您的邀请被接受的话,一个专门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全国性的委员会期望自己可以为使中国队访美而进行筹款。这个委员会是个非党派的、教育性机构,用大基金会和私人捐款运作,旨在教育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我们委员会的董事会包括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教授和哈佛的费正清教授,以及全国教会委员会的大卫·亨特,赫埃德温·赖肖尔大使和企业家约翰.迪博尔德、罗伯特·鲁萨以及其他很多人。欢迎您在返美后与我们联系。祝您好运。

   斯廷霍文看了这份电文后非常奇怪,因为他对发电文的机构一无所知,而且这一机构怎么会知道他要邀请中国人回访一事呢?原来,当他告诉卡宁汉这一想法后,美《新闻周刊》驻日办事处的代表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便向美发回一份电报,讲“美国队想邀请中国队回访,但没有钱,需要一个非官方性的资助人”。[17]该刊物记者费伊·威利看到电文后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想法,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因为它是由有名望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而且与一些基金会有联系”。于是他便给该委员会打电话,讲了上述想法,并建议:“如果贵委员会对此事有兴趣的话,应该通过美驻香港领馆,在美国队到中国之前与他们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要途经香港。”[18]接电话的是道格拉斯·默里先生。听说此消息之后,默里便马上打电话给在密歇根大学执教的该委员会主席亚利山大·艾克斯坦[19]先生。艾克斯坦后来与鲍大可先生等分散在美各地的委员会主要成员纷纷取得联系后,在弄清了美国务院对邀请中国队回访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全国电话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筹措资金为请中国人回访提供帮助。该委员会从听到此消息到作出决定一共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行动之快,并以开全国电话会议的方式讨论并作出决定,在70年代初的美国也是不多见的。[20] 第二天一早,委员会的决定便以电报方式发给了美驻香港领馆,并转给了斯廷霍文先生。

    看到电文的斯廷霍文先生此时心情比较矛盾。一是拿不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个什么组织;二是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接受邀请。因此,他看了电文之后,没有告诉团里其他人他准备邀请中国人并能搞到请中国人回访的款项。[21]

    4月10日晚,斯廷霍文带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北京。访问的高潮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同时还有到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利日亚乒乓球代表团。刚到大会堂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感到“有些紧张和局促不安”,蒂姆·博根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说,他们围坐成一圈,周总理的机敏、精明和松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中美两国敌对20年之后第一次可以会面并相互交谈。周总理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讲,“你们应邀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人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这种友好交往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22]

    当杰克·霍华德(队长)告诉周总理他希望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能访问美国时,周总理回答说,这取决于斯廷霍文先生。这时,斯廷霍文先生才透露,中国乒乓球队已受到邀请。周总理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霍华德的问题,而马上把问题转给斯廷霍文先生。原来当斯廷霍文一到北京之后,就悄悄地让一位中国陪同向中国上层领导转达他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周总理显然是了解他提出邀请一事的,否则不会让斯廷霍文来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当霍华德提出邀请时周总理并没有表现出诧异。[23]

    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一事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评论说,“对于尼克松政府讲,对美国队的热情接待和周总理关于‘打开了新的一页’的讲话说明(对来访)极为满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它们表明这是中国人对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一系列表示的最有意义的反响”。“这些也可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一成就可以在大选之年大肆宣传一番”。[24]

 

(责任编辑:天地一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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