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9年到1991年间的中美教育交流，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此间，教育交流可分为前期准备、建交前的民间交流和建交后的交流三个阶段。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40余年的教育交流使中美双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都有所受益。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冷战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冷战 文化遗产 美中关系 教育交流
中图书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On the Cultural Legacy of the Cold War:
Sino-US Educational Exchange (1949-1991)
The Cold War affected the Sino-US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1949 and 1991. During those years, preparation, people-to-people contact and official exchange characterized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exchange. However the exchange had been developed very fast but no plain sailing. It’s a political barometer and also had played as a lubricant when there was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eased the tension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d problems. 40 years’ of exchange was a win-win for both sides and a valuable cultural legacy of the Cold War.
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年了。随着近年来不少国家冷战时期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回顾和评价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冷战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冷战为背景，追述自1949年到1991年这40余年间中美教育交流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作初步评价。
一、新中国建国初期中美政府对教育交流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请他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的邀请[1]（P.315）,从而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尔后，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的态度是介入战争、支持南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和派第7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的态度是派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成为泡影。
由于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两国间的官方教育交流。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的作法是：推翻国民党时期的教育体制、消除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收回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2](P. 365-366)。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在燕京大学开展了排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首先,不用美国教员（也有个别美国教员没回国——笔者注）。其次，要求学生们对美国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尽管英美文学的课程还在开,但是都是由中国教师教,其中不少教师是归国留学生。
美国政府的作法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缺乏资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资助或帮助找工作；对想悔过的， 可以提供路费。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便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具体做法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 [6] （p.28）同时，把1948年在中国启动的、旨在与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富布赖特法案奖金项目全部移到了台湾。①
二、中美两国为教育交流作前期准备 (1955-1966)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
在这一阶段，仅有为数有限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如美国青年代表团一行41人于1957年9月来中国访问,当时由华伦·麦肯纳作为团长,其中有美国共产党成员和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 还有作家、歌唱家和诗人等。周恩来总理于
除了美国民间团体来华访问外, 两国教育科学界人士也曾经进行过秘密接触。1956年，在奥地利巴登市参加国际会议的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赫里森·布朗先生（美方国家科学院负责美国与苏联、南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项目的官员）曾秘密会见过几次，讨论中美两国学术界建立非正式国际交往事宜②。这些接触，极具历史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不少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对美在越南的战争日益不满，突出表现在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富布赖特在中国通艾伦·惠廷③的建议下，召开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国问题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等人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时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8]④
听证会后不久，在约翰•林德贝克⑤的影响和努力下，在美国成立了与大陆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便是在奥地利与周培源见过面的赫里森·布朗。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它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⑥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直接领导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资金最初是由两个基金会资助的。[9] ⑦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⑧ 同年6月，另一个由学术、实业、劳工、宗教以及其它行业的著名人物(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非党派、教育性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西海岸教育署署长塞西尔·托马斯。按照鲍大可的话来讲，这个组织的成立“目的是在美国全面发动对中国政策的讨论，并预计未来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建立联系的” 。⑨该委员会最初仅有几十名会员，到1968年年底，发展为200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卢西恩•派伊、约翰•林德贝克、鲍大可、约翰·刘易斯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⑩
由于当时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美方有可能与中国开展交流的设想暂时搁浅。但是这两个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开展了教育政界和民众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比如：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状况的刊物及录音带、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驻华记者和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新闻界介绍中国国内状况、召开全国性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帮助研究院、大学以及中学开办中国学课程等。 [10]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 6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间开展的大使级会谈、中国通首次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批评美国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公众讨论中国问题、两国民间人士和组织愿意进行相互了解的迫切愿意，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和改变美对华政策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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