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建交前夕的民间教育交流(1971—1978)
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是以1971年的“乒乓外交”为契机展开的。
此外，在基辛格第二次(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3年，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第一个文化教育代表团访华，正式拉开了中美两国间非官方文化交流的帷幕。在华期间，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间科技文化交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从 1972年至1976年间，大约有12000名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大多数是科技界人士，其中有一大批是对美国科技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来华的人员中，有95%是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渠道安排的。这几年，有700多位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人士访问了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1977年中国的教育工作出现了新局面。是年，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教育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10月，中美两国正式宣布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第一次以官方形式进行教育交流。这说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年中国出国留学包括3方面的人员：由国家同意计划派出的人员、校际交流和接受国外友好团体、个人资助的派出人员，以及自费留学人员。就在中美建交前，在美国高级科技代表团访华期间，中国方面突然提出要马上派50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
从1972年至1978年这段时期，两国教育交往的特点可归纳如下：第一，人数少。第二，进行交流的时间短。互访人员访问时间短则两周，长则为5周。当时有些来华的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时间有限，“只能看看表面的现象，而对具有学科性的进展与成就，不可能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对中国的访问只不过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科技旅游”。 [13] 第三，交流的范围窄。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的规模和领域相对有限。第四，交流是民间性的。这10年间负责两国交流的机构大都是民间机构或半官方的文化、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
回顾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具有民间的、半官方的教育交往时期，是逐渐加速两国关系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然过渡时期。福特总统在
四、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教育交流(1979—1991)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蓬勃发展，虽然也遇到过风浪和暗礁，但发展速度比预料的快得多。甚至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教育及科技交流，现在是、并且仍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关键。然而，这一阶段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参加双方教育交流的人数大大增加。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90年间，赴美的我国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60967人，自费留学生41501人，共计102468人。 [13]（p. 492）从1979到1989年这10年间，我国到美国的学生和学者，比1860年到1950年留美学生的总和(大约30000人)还多两倍以上。根据 《中国教育年鉴1989年》 的统计，1988年派往美国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占14.8%、单位派出人员占44.9%、大学生占29.3%。[14] (p. 330)。中国官方公布的留学人员数字中，不包括自费留学人员，而这部分人员流动性最强，人数也最不好统计。
第二，建交以后中国学者出访和学生在美国读书的时间少则几周或几个月，长则几年(如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第三，中美两国10多年来的教育交流是多层次和多形式的。首先，1977年10月美国州教育领袖人物代表团访问中国，重点考察中国的教育改革。同年，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了美国，重点考察美国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在科学和工程学的教育。1978年夏天美国地区教育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考察教育体制改革。其次，自1979年起，我国大学便开始与美国大学建立姐妹学校关系。仅在1983年至1984年间，美方就有80所大学与中方百余所大学、系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关系 [15](p.202-211)。再次，开展平等互利和双方受益的合作办学，从而取代了单纯的参观访问和简单的科技及教育调研。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开办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可视作一个先导。该中心于
第四，民间团体继续发挥作用。如：于1981年7月在著名教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倡导下成立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①，在尔后的10多年间，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的民间教育交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该协会从1981年到1991年选派了500至600名中学英语教师到美国学习和进修，了解美国社会，提高英语水平，同时也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与民俗，并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17]
第五，在中国大陆停止运作31年的富布赖特法案奖学金项目也于1980年恢复。从1980年到1984年，共有73名美国教授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到中国讲学，内容涉及英文作为第二种语言、语言学、美国文学、美国研究、美国历史、教育、法律、经济学、贸易和图书馆学等学科。[15]（ p.191） 1980年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期大学英语教员培训班，主要教授语言学、英文写作、英文教案的编写和精读等。参加的人员全部是经过托福考试合格而被录取的青年教员。②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卖国教育交流中心于1995年所做的统计，笔者粗略计算，从表面上看985年到本世纪末9909年在中国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有大约96人，分布在新闻、英语、美国文学、历史、法律、美国研究、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18] (p.61-90) 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到美国从事授课的富布赖特学者有22人，学科分布为中国地理、中国文学、中国法律、经济学、语言学、中国历史、贸易、艺术和中国研究等。此外还有45人专门从事研究，涉及的领域为：美国研究、美国政治学、历史、美国法律、美国文学、美国经济、城市规划、贸易管理、汉语、英文作为第二种语言等研究工作[15] (p. 193)。
第六，美国和平队③来华教学的“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对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冷战文化遗产对后人的启迪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回顾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会对当代和后代关注和参与教育交流的人们有所启迪：
第一，20世纪70到80年代同美国的教育交流都是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展开的。70年代开始的与美国的教育交流正好是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而后的改革开放阶段，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经济。
第二， 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它无时无刻不是同两国的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与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比如，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任内，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国训练结束后，没有回国，留在了美国。当年，从教育部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为904人[15]才（p126），比上一年减少了约500人；仍有自费留学人员拿到美国签证。这说明，两国间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虽然出现了摩擦，但是双方都没有终止这种交流，仍旧保持一定的交流渠道。
第三，中美教育交流的目的：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对教育交流的想法各有不同。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人对中美文化交流的目的不一样，一种人想取得科技知识来发展全国科技；一些人想利用交流作为接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渠道，进而更好地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并推进对基础社会的理解；一些人想借此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还有些人想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和学者引进到美国社会，从而推进美国学校的教育和科研”。[1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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