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冷战时期的美中关系，不容忽视的是对美国中国通命运和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美国的中国通的命运也有了改变。中国通在肯尼迪时期开始回到美国国务院任职；学术界的中国通也通过在约翰逊时期的“富布赖特听证会”作证、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出版中国问题研究的专著等不同方式，教育公众和政要、影响舆论和新闻界，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关键词：中国通；美中关系；冷战
中图分类号：K712.54；D829.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失去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中美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20世纪60 -70年代初，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转折年代中，美国的中国通的命运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本文力图通过审视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几位在国务院和学术界的中国通的经历，透视他们在20世纪60-70年代初美中关系转折时期所起到的作用。
一、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立、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形成的。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的冷战，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在冷战大环境下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是在美苏冷战这一大的战略框架下制订的。在中苏矛盾明朗化之前,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苏联的盟国，因此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把中国当作遏制的对象。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日益明朗化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全面升级，中美关系呈现了了高度敌对的态势。
从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历经四位总统当政，他们是艾森豪威尔（1954-1961）、肯尼迪（1961-1963）、约翰逊（1963-1968）和尼克松（1968-1974）。在前三位总统执政期间，由于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总统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原则上延用了杜鲁门在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些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了对话的渠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与杜鲁门执政时期不同的是，经过英国的斡旋，从
其二，美方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如肯尼迪曾要想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和约翰逊曾表示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在肯尼迪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间的大使级谈判仍然继续。在中国出现自然灾害时，肯尼迪曾一度公开表示要对中国进行粮食援助，但是遭到中方的拒绝。肯尼迪遇刺后于
其三，尼克松执政时，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事实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这位一贯坚决反共的总统上台后，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通过不同渠道寻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乒乓外交”之举，使中美两国关系领导人最终能够坐到一起。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它弥合了‘相隔16000英里和22年的敌意’”。[3]（P429）
二、中国通回到美国国务院
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中国通的命运和作用到底如何呢？
60年代美国中国通的处境，直接受到50年代初麦卡锡 “红色恐怖”的影响。
1961年肯尼迪执政后，国务院受到伤害的元气开始有所恢复。中国通开始回到国务院任职，这与肯尼迪本人关注中国问题不无关系。据曾任肯尼迪外交顾问的切斯特·鲍尔斯回忆,在肯尼迪上台后第二年，他们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两人在美国对“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这一观点上取得一致。[4] （P140）
由于总统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国务院在东亚司单独设立了一个处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的科，称作“大陆中国事务科”（原来只有“中华民国事务科”）。新成立的“大陆中国事务科”与国务院和东亚事务司之间有更独立的联系渠道，并逐渐吸收了一批后麦卡锡时代年轻的、主要在香港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参加这个科的工作。[5] (P226) 同年，中国通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进入国务院负责情报与研究局的东亚分局工作，担任远东研究与分析司司长。[6] (P484)①另一个中国通小詹姆斯·汤姆森在1961年跟随鲍尔斯进入肯尼迪政府，担任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总统特别代表的特别助理等职。[6] (P441)
录用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对肯尼迪制订对华政策，乃至60年代中末期和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在肯尼迪遇刺和约翰逊上台后没多久，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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