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入主白宫后，延用了在肯尼迪时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中国通。艾伦·惠廷继续担任远东研究与分析司司长，直到1966年。1966-1968年，他离任赴香港任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和代理总领事。中国问题专家约翰·H·霍尔德里奇从1966年到1968年先后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
[7](P6) 小詹姆斯·汤姆森从1963年到1964年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在1964年到1968年间，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问题专家。
[③]
1964年1月,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要求请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参加国务院组织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不是在国务院大楼中召开的，而是在国务院印度尼西亚科年轻的助理约翰·D·洛克菲勒第四的私人住宅中召开的。这是费正清自1950年以后,第一次受到政府机构邀请，到华盛顿开会。[5](P231-232)这说明，当时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问题的重要了。
1964年10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写了一个关于改变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按他自己的解释，写这份备忘录是“为了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更符合现实以及美国的长远利益。” [9]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写道：“有两点我可以肯定，即共产党中国肯定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进入联合国；共产党中国不久将会被要求参加国际控制原子武器的谈判。鉴于这些发展，我们既可以坚持越来越孤立的孤立政策，也可以寻找机会减少我们的损失。” [10] (P117)他随后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对中国有利，而且中国在目前和可预测的未来也没有想要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
他在备忘录中提出六点建议：1、“在大选后的1965年到1966年间，我们应该表示愿意并且甚至期望与中国讨论核武器控制问题。”2、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问题，“目前应该反对中国进入联大，但应该准备在下一次联大开会时，默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席位的作法。”3、在明年1月，国务卿应该找机会或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小心翼翼的说明：“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于1954年到1955年在日内瓦和华沙会谈时起，美国事实上就承认北京当局了。但是，事实是，共产党中国还在继续威胁台湾和它的邻国。”这种低调的说法，是不会引起民众注意到我们会立即在法律上承认北京的（我认为，只要我们保证台湾的安全和独立，承认北京的作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也不会优先考虑）。4、在今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应该宣布对美国公民修订旅行规则，应该允许他们到我们没有承认的国家去旅行，但要认识到美国政府不能对这些旅行者提供保护（去年国务院就宣布这类旅行，最主要的困难是去古巴，我对此没有看法）。5、根据国内外对上述行动的反映，根据国际事态的新的发展，我们应该悄悄地与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就象我们与苏联进行的贸易那样。6、在1965年下一次联合国大会召开时，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保留台湾在联大的席位（也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阻挠北京拥有安理会的席位）。如果我们牌出得好——如果台湾不会自杀的话——我们也许甚至会把继续排除北京进入在联大的责任推给他们自己。 [10] (P117-119)
1965年6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写的一个备忘录中，重新谈及中国旅行的问题。他说：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分委员会在5月14日发布了一个报告，谈到中苏冲突问题。他建议：“美国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考虑通过主要是学者和记者参加的文化交流活动，开始与红色中国进行有限的、但直接的接触。”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肯尼迪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谈到过。在国务院各个部门之间也不止一次地达成共识，解除无论是学者还是公民到红色中国或跨海的旅行限制。但是由于“不适时宜”而没有成行。他认为“现在是从未有过的最恰当时机。”此外，他认为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分委员会也同意此作法。“美国商会也在1965年年会上力促美国政府在与大陆中国人民交流方面打开渠道”。而且从美国驻台湾的副领事那得知，“当前与中华民国政府咨询此问题可能会更容易，更容易成功。” [10](P171-172)
这个备忘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5年6月16日麦克乔治 ·邦迪给国务卿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建议：1、“放宽美国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种类”；2、“在总统未来在旧金山的讲话中写入“改进交流”内容；要求“扩大共产党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人员的交流。” 但是，在6月24日，国务卿腊斯克没有同意这两项提议。[10]( P175-176)
1965年8月24日麦克乔治 ·邦迪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中国通曾经多次建议的：“我们应该放松目前的旅行限制，并制定一个综合性的规定，即医生和公共健康专家（可能还有所有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界工作的人）都可以允许得到签证。”[11]( P195-196)至于总统的反映如何，从目前解密的档案中，还看不出来。
6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从政界到舆论界对中国的态度不象50年代那样咄咄逼人，谈虎色变。1965年12月，美国国务院提出可以让医生到中国访问，得到了新闻界的欢迎，连国会议员也没有提出异议。总之，一个对华松动的政策在当时提出是具备客观条件的。
1966年初，越南局势平稳，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便趋于首位。1966年3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杰克·瓦伦蒂写的另一个备忘录中说，对华灵活政策应该包括：“单方面的结束目前对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禁令”；“恢复邀请中国记者、学者和艺术家等到美国访问”；“允许向中国出售药品和食品”；“进一步减轻禁运，从而允许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品的贸易往来，就象同苏联那样”；“让中国参加裁军谈判”；“把我们在联合国的战略从排斥北京席位转向包括台湾席位”；“建议通过把大使级谈判转到欧洲或亚洲主要国家首都（巴黎？）的做法来使现在枯燥的谈判重新焕发活力”。[12]( P 264)他的这些建议与学术界中国通的想法大致相同。
几天后，以富布赖特为主席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中国问题听证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3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 汤姆森就这个听证会和副总统的在电视上的表态专门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莫耶斯（Moyers）写了一个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介绍了中国通鲍大可和费正清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主治旨，政府对中国“遏制——对，孤立——不对”。他建议： “必须使人们把副总统的表态看作是政府的立场”。对新闻界表态时，建议：“我们应该强调，欢迎这样的听证会；教育公众是必要的。”“我们确实在推行一个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我们已经试图推行这种政策很多年了。”随后，他列举了6个例子，说明在缓和与中国关系方面作的工作。最后，他强调，由于上述的努力，所以副总统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有了一个“新的政策”。[2](P274 -275)
在此几个月后，于8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小詹姆斯·汤姆森又给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写了一个备忘录，专门谈对华贸易松动问题。在备忘录中，他请求国务卿同意对中国16年以来的贸易控制有所松动，并且准备通过在食品、非军用药品和艺术品的双向贸易来实现最终的松动。而且在备忘录中他还预见到：国务院的上层甚至会对很小的松动也表示反对。[13](P 365)
由于中国问题的重要，在1966年12月7日，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国顾问小组（a panel of advisers on China）, 由10 个人组成，主要是中国通。他们是鲍大可(Doak Barnett)、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朱利叶斯·霍尔姆斯(Julius Holmes)、拉尔夫·L.鲍威尔（Ralph L. Powell）、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 菲利普·斯普罗斯(Philip D.Sprouse)、乔治·泰勒（George E. Taylor）和保罗·瓦格（Paul A. Varg）。 [14] (P513n)费正清在后来写的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对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深感遗憾：我们没有一位文职顾问具有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那位才华出众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总统与腊斯克国务卿手下决策班子的负责人）甚至根本就未曾与亚洲有过任何联系。”[15]（P436-437）
1967年2月1日和2日，中国顾问小组召开了会议。在那次会上，讨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分析了中国政坛的动向，同时讨论了对中国的政策。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目前温和的、合情合理的‘姿态’和期望最终的和解的作法都是正确的”。中国顾问小组的成员们还是同意和解的，只是在何时采取对中国的和解政策意见不一致。据会议备忘录的撰写人阿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讲，“从政府与学者的关系方面看，会议是非常成功的”。[14](P516)但是，在越南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与政府的态度不一致。
1968年，国务院的人事有所变动。中国通艾伦·惠廷离任，赴香港任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和代理总领事。小詹姆斯·汤姆森由于反对越战，辞职后回到哈佛大学教书。小詹姆斯·汤姆森对约翰逊总统的看法曾作出如下总结：“总统对国内改革搞得比较好，但在处理外交问题方面不够灵活。他在中国问题上不会采取行动，除非国务卿同意才行。而这个国务卿是不让改变对华政策的。”[④]
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后上台，他基本上保持了肯尼迪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原班人马并采取对华两手政策，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来进一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在1966年以后也试图与中国和解。1968年中苏关系破裂明朗化以后，约翰逊政府才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苏联的敌视已至少不亚于对美国的敌视。但是美国领导人已在越南陷得太深，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向中国提出新的建议。”[16]( P211)
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留任的中国通有约翰·H·霍尔德里奇，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和分析办公室主任。1969年7 月，他被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亨利·基辛格领导下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高级职员，一共干了四年。[7]（P6）霍尔德里奇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之一，他曾于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随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是上海公报起草者之一。1973年，约翰·H·霍尔德里奇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
三、学术界的中国通从幕后走到台前
60年代中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学术界的中国通又纷纷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文章前边已经谈到，中国通费正清的出山和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中青年学者被请到国务院开会，就是最好的例子。除此而外，中国通们还以其他方式影响决策者和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
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议案 1966年，在国务院中国通艾伦·怀廷的提议下[⑤]，在1966年3月8日至30日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主席J· 威廉·富布赖特[⑥]组织召开了关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问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中国通鲍大可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的政策提议。他认为，“遏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孤立”政策是“不明智是”和“不成功的”。他指出：“现在是我们国家改变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并且采纳一个“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候了──尽管美国已深深地陷入了在越南的战争，……。” [17]（P4）具体内容是：鼓励非政府间的接触；不应对大陆中国进行所有的贸易禁运，而应只对战略品进行禁运；接受在联合国接受给共产党中国和民族主义中国(注：指国民党)席位的提案。“我们的目的是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还需要时间……”。[17]](P 15)费正清支持鲍大可的建议，在作证时说，“我们应该在美(对华)政策方面有一个新观点——这就是不孤立中国，而使它有所交往……”。[17](P172)他进一步建议，让中国参加所有国际会议、参加专业的和功能性国际协会，参加国际体育活动。
中国通建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主要是：1、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2、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3、主张必须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谈判规格更高的对话；4、主张让中国参予如裁军等重大国际事务；5、主张在联大搞“一中一台”，而不是把中国拒联大之外。(注：自1962年起美政府在联大搞了2／3多数票通过才许中国在联大拥有席位的作法)；6、主张让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7、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几天后，美国副总统休伯特· 汉弗莱在讲话中引用了鲍大可在听证会上用的“遏制但不孤立”一词。7月12日约翰逊总统在谈到亚洲问题时，提出：与“大陆中国‘合作和不要敌对’”，他还把“和解”作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他的讲话稿实际上是国务院的中国通参与起草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事实说明，中国通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受到约翰逊政府的关注。因为听证会是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转播的，报刊杂志在头版头条报道，所以国内、国际影响非常大。
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通参与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项目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重要思想库之。自从1921年成立时起，它就不断地声明是无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但是，事实上，它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私人团体，它有时被称为实际上的国务院。”[18](P3)该委员会出版的著名刊物是《外交》。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要由研究小组和讨论小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