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教派构成另一个问题。黎巴嫩的许多基督徒主张建立独立于叙利亚的基督教国家，否认自己是阿拉伯人，从而与穆斯林发生冲突（这一矛盾直到黎巴嫩国家建立之时才得到解决，基督教政党承认黎为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半数以上人口为什叶派，而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多为逊尼派，什叶派因此反对这一思想；信仰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苏丹黑人同样质疑阿拉伯穆斯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宰作用。因此，在许多人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似乎是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逊尼派的思想。
地区民族主义为一些阿拉伯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在“大叙利亚”（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马格里布、尼罗河流域（埃及、苏丹）和海湾地区的国家中，历来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就为建立国家联盟、甚至统一国家提供了借口。在苏丹，独立前民族主义者分为拥护和反对与埃及合并的两派，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起源上看，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于大叙利亚和埃及，这里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而作为边缘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对这一思想显然没有多大兴趣。
因此，除了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刻分歧外，主张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受到了国家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挑战。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德国、意大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其结果是，两次大战间的几度努力归于无效，最后只能建立作为国家联盟的阿盟。６０年代初，埃及与叙利亚建立阿联，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但是曾几何时，希望转变为失望，其他国家的联合也都成为过眼烟云。７０年代以后，甚至竭力主张统一的阿拉伯复兴主义也降低了调门，同为复兴党掌权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冤家仇人，其思想倾向也向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在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过去寻求灵感，在１９７０年新命名的８个省中，摩苏尔省和希拉省分别更名为“尼尼微省”和“巴比伦省”；在一幅名为“从尼布甲尼撒到萨达姆：巴比伦重新崛起”的宣传画中，新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二世向站在巴比伦城头的萨达姆招手致意。[7]
第五，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以普世主义的伊斯兰教为代表，后者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此，阿拉伯世界最初的民族主义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就是必然的了，其主要代表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造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基础实现宗教复兴、民族独立，统一伊斯兰世界。正是从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主义出发，产生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仍与伊斯兰教存在着不解之缘。首先，伊斯兰教是构成阿拉伯人主体的穆斯林的宗教，而穆斯林与阿拉伯基督徒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基督徒凯哈里利·伊斯凯达尔·库伯鲁西在１９３１年出版的《拥抱伊斯兰教吧，基督徒们》的小册子中宣称，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平等的、民主的宗教，阿拉伯基督徒应当与阿拉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欧洲人的压迫。其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存在历史和语言的联系。巴扎兹指出，伊斯兰教最早是启示给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觉醒，伊斯兰教继承了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语通过《古兰经》充分展示了阿拉伯民族的智力生活。纳比赫因此直截了当地宣称：“先知的诞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再次，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巴扎兹引用西方学者罗素的著作指出，伊斯兰教是政治或社会的宗教，它已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伊斯兰教不应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8]胡斯里认为，由于穆斯林分布地域辽阔，存在语言差异，实现政治统一似无可能，而阿拉伯统一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建立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步。复兴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也将伊斯兰教称为阿拉伯民族的“灵魂”。
在实践中，伊斯兰色彩也常有表露。一次大战后汉志谢里夫侯赛因希冀建立的阿拉伯王国事实上包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尽管费萨尔王子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采纳了某些世俗化措施。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但与凯末尔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它们保留了伊斯兰的因素。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面，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时作为法律的渊源。在对外政策中，像埃及也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家利益，它设立了“伊斯兰之声”广播电台，在非洲国家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学校，１９５４年还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开罗建立了名为“伊斯兰会议”的国际组织。[9]
同时，个别阿拉伯国家的统治人物试图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的荣耀。埃及赫迪夫在一次大战后图谋自封为哈里发，以便取代被废黜的奥斯曼哈里发。然而，从也门内战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与沙特为代表的君主主义矛盾日益加深，１９６２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联盟，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大旗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１９６９年，沙特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不过，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发展和繁荣，而非创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因而不同于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也不同于从体制上否定世俗国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后者同时反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执行泛伊斯兰主义政策的阿拉伯君主国。这决定了沙特与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国合解的可能性。１９６７年阿以战争的失利缓和了埃及等前线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双方恢复了政治、经济上的合作，这尤其表现在１９７３年的十月战争中。
第六，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的多元化与经济合作的迟缓。
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后，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已被束之高阁，尽管个别国家组建联盟的试验一再进行。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阿盟因此下设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１０个委员会，以及联合防御理事会和经济理事会。
在外交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实现阿拉伯团结。这表现在对尚未独立的阿拉伯地区的大力支持上，如５０－６０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在７０年代，随着英国撤出波斯湾，９个受英国保护的酋长国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谈判，其中７国联合为一个国家，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是本世纪阿拉伯统一国家的第一个成功实例（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南北也门的合并）。但是，作为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成为阿拉伯国家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许多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有关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各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国家利益，但至少在口头上仍须大力鼓吹阿拉伯团结的思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均对巴解组织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这成为它们平衡其亲美外交、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
政治独立将经济独立提上议事日程，经济合作随之展开。然而，由于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差以及在诸方面的矛盾，经济合作进展迟缓。１９５３年９月，９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一项贸易和过境协定，规定减少缔约国之间的关税，这只是走向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１９５７年６月，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４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又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同年，上述四国相互间的进出口贸易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２．０％和３．８％，到１９７３年分别为３．４％和１．９％。１９７３年四国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８．０％和６．２％！此外，阿拉伯国家接受的外援也主要来自东西方集团。
６０年代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始全方位发展，涉及金融、资源、生产和劳务等领域。阿盟成立了阿拉伯劳工理事会、阿拉伯工业发展中心、阿拉伯国家民航委员会、阿拉伯标准化与度量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组织等机构。７０年代以后，石油主权的收回使产油国收入急剧增加，为阿拉伯世界的金融合作打下了基础。沙特等产油国向埃及等非产油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同时从这些国家输入劳务，非产油国因此获得巨额侨汇收入。
进入８０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合作进入新阶段。１９８１年５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它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展开了合作。１９８９年２月，埃及、伊拉克、约旦、也门四国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同月，北非五国成立了阿拉伯大马格里布统一组织。尽管如此，阿拉伯国家的实际合作进展不尽人意，像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名存实亡。
海湾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着“六五”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和并吞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几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等）参加了由西方国家组建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这在当代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海湾战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终结。[10] 不过，这样的断言为时过早。在海湾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新的趋势，如阿拉伯共同市场的筹建、埃及等对美英制裁伊拉克的抵制、美国在调解巴以冲突方面的无能和由此而来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之类的事件证明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潜在的影响。
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在２０世纪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显然，这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运动，涉及到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域，其社会基础和内涵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内部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诚然，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最终破灭，但这一思想推动了阿拉伯国家民族运动的发展，最终出现了由独立的阿拉伯主权国家组成的阿盟和区域性的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而且，与语言、民族、宗教各不相同的欧盟国家相比，后者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和先经济、后政治外交军事的发展模式相反，拥有相对统一的语言、宗教的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却举步维艰、矛盾重重，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分歧深刻。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区域合作最重要的并非语言、民族、宗教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接近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这正是阿拉伯世界所缺乏的。相对而言，当今发达国家更容易形成紧密的区域集团，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多地依赖科技、知识而非原料。相反，像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区域联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同的语言、民族、宗教、历史等“过去”的因素，相互间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在走向“未来”方面，它们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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