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上海公报”的发表则意味着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不到一年，越美之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巴黎协定”，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河内方面事后对此有一个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1977年9月10日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有些研究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见库利克：《冷战背景下的苏中冲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вконтекст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32页。这种结论未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四面受敌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针对美苏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中国与美国和解，理念却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关于越南战争期间中苏越的关系，李丹慧在《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已有论述，本文着重分析中美越这个小三角关系。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本文拟分析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一）自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越南抗战到底。巴黎和谈开始以后，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最终要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1970年5月所说，“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ed.,Working Paper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D.C.),No.22,pp.163-169.虽然中国的矛头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与美国的立场也是冲突的。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尼克松政府必须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以保持美国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苏联力量的价值，从而在三角战略中吸引中国倒向美国。另一方面，华盛顿也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外交上的机会，以迫使苏联或直接由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尽快脱离越战。然而，直到基辛格访华之前，北京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联系。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1971年3月6日周恩来在河内市人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19页。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1971年4月14日外交部、外经部关于越南要我提供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的请示，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档案。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1)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2)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3)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4)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5)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7)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8)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领导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2/3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对此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格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0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