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笔者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历年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学术会议，并由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批原始档案文件汇编，名为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计70件，约千余页，内容大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先生评价为是“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文件。[1]
纵观这批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了解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动态的密切关注情况，以及1970年代初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美中苏三角关系因素注入后，美国观察中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角度的变化情况。根据与会中国学者的分工，笔者着重读了有关1960年代中苏分裂问题的文件。就总体言之，这几份分别撰写于60年代初、中和末期的报告，对于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比较全面的，兼顾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国家利益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合作的变化等几个层面。但是具体而论，初期的报告，由于作者根据西方同盟国成熟的内部关系协调的经验，更多地基于一种理性认识考量问题，因此忽略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非理性思考的倾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从而对中苏之间凝聚力的估计略微高了一些；末期的报告，在考察中苏较大规模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局势时，似乎对中国通过反苏宣传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更多地注意到苏联缓和与西方关系的迹象，而对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预测，故而将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前景估计得严峻了一点。下面，笔者分几个问题对所阅的文件进行初步评估。
一、关于1960年代中苏分裂趋向的预测
中苏两党1958年中后期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沉默和冷淡态度，赫鲁晓夫还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的行为，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毕竟在他看来，这两项创举前者显示了快于苏联的建设速度和优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有了这两条，中共无疑就具备了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资格。中苏之间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虽然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不过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苏联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谈时却抱怨说，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2]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3]这其实已是在阵营内部向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的方针提出了挑战，示意苏联不要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即做出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实际上单方面废除了苏中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4]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苏联方面迅速意识到，中国采用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同样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之中，苏联外交部为此于9月8日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5]而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则令中国方面认为作为盟友的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对外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如此种种，中苏之间的不和谐音愈益强烈，领土和边界问题开始摆到了桌面上。
9月末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华，10月2日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回忆了1957年1月周恩来对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处理不公的批评，一吐耿耿于怀的不快，借机批评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针，以作为对当年挨训的因应。其结果却招来中国方面更为严厉的回击，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是机会主义。[6]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此次大伤感情的争吵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实际上就奏响了以后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转入1960年代后，中苏边境冲突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正式公开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中苏两党两国走上了一条恶化关系的不归路。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独立主权。于是，一方面，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利益和主权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盟主便会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则必然遇到挑战。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症结所在，也是中苏同盟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7]此外，应该说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特别是前者非理性思考的特性，也对中苏关系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0-1969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逐渐恶化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逐步升级，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由敌对转入对抗。
对于60年代中苏关系变化的前景，中情局1960年的报告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虽然报告指出：“双方分裂的因素依然存在并可能发展”，“在未来5年里，共产党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量很可能增加，这会削弱莫斯科通过北京对苏军事、经济的依赖性而施加的影响”。“与前10年两国处于同盟期相比，北京将更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质疑苏联的领导”。“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重组。”但总的认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此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中苏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在这一时期中，两国关系中最强大的凝聚力莫过于双方都认识到，对双方同盟关系的任何重大损害都会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双方都会继续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互利中寻找到凝聚力量。对中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依然依赖于苏联，他们可能感到，在维持与苏联的同盟问题上别无选择。”[8]
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出现此种偏差的原因，应在于不同体制国家文化背景上的较大差异和缺乏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的必要了解，使报告作者主要根据理性分析，从西方同盟国成熟的于内部调节各方关系的经验出发，认为中苏两国是盟友，需要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战略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也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两国拥有统一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所以双方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由此忽略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个性中非理性思考的倾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
不过，报告对中苏关系所做的总结分析还是注意到了中苏处理国家关系标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为“中苏关系的本质是不可能用简单的术语来描述的。没有任何一个术语能够概括两个共产党国家彼此之间的行为和他们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体印象。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国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一个坚固统一的阵营、一个没有国界和国家利益、完全实行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同盟。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例子是，他们又不像典型的19世纪的大国那样，严格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又包括了这两者中的因素。两国关系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淡了民族主义，而国家利益又冲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评估基本符合实际，只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界限，一般来说，在50年代，尤其是1950-1957年，中苏两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两国的国界是共同的，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责任。即便到1958和1959年中苏两党分歧加深、矛盾冲突不断，毛泽东也还是强调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九个指头与一个、甚至半个指头的区别。[9]尽管这种表态，事实上已经是言不由衷了。
另外，关于中苏分歧的公开化，报告点明：1960年4月，北京指责苏联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推行的缓和政策，使分歧公开尖锐化。虽然北京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受挫感到高兴，但中国共产党继续批评苏联奉行的政策，在世界工联这类组织中游说自己的主张。这一分析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的动因在哪里？应该说在这点上，报告的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方面在1960年2月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上向苏联提出挑战的情况。这次会议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10]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如果说康生1959年4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那么他这次会议的讲稿不仅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11]而且引人注意的是，《人民日报》于1960年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这种举措招致苏联方面的严重不满，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12]
这种状况促使中国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于是4月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明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了。
其二，中苏两党是谁率先将分歧公之于众的？在这方面，报告的作者注意到了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的情形。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中苏双方一直互相指责，或者说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发表保持中立的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的分歧；或者说上述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康生的讲话，是将苏中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13]这两种指责，事实上都根据不足。[14]而对于世工联北京会议上中苏双方的斗争，以往外界却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中国方面一直回避向国人介绍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积极活动，诸如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会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一度使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等等。[15]因此可以说，第一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还应该算是中国党在这次会议上的做法。中情局的报告提到此情，即是一个证明。
中国代表团这种行动的结果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16]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关于19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估计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变化。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择。即一，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
苏联在1963年7月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之后，逐渐增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于是年重新进驻蒙古布防。中苏边界摩擦事件增多。苏联开始在苏中、蒙中边境地区增兵。[17]中苏边境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苏联是否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到5-6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8]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19]
其间，毛泽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20]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1]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谈到与苏联还有领土问题的历史旧帐没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2]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3]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4]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25]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此外，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