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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摘  要]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毛泽东要军队接受苏联朱可夫事件教训的整风指示召开的。会议首先批总参谋长粟裕，毛泽东开始表示支持，但粟裕并非他预先要整的对象。方强上书，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由此，刘伯承、萧克成了批判的重点。黄克诚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关键词] 军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  彭德怀  粟裕  刘伯承  萧克

关于1958年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人们习惯地把它说成是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会议。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从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来看，前后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集中在批总参谋长粟裕的所谓“个人主义”，后来才转向集中批“教条主义”的。因此，对会议的缘起；会议重点的前后转移；以及会议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初衷，都值得再作探讨。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重点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早在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1]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2]

在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毛在3月9日的讲话中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4]

 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5]

毛泽东的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他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得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6]。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认为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是包括他在内的。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他感到不顺从的人，这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

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名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7]

5月24日，彭德怀在预备会议（又称小型会议）[8]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9]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呜放、大争辩[10]。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11]。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12]。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13]

于是，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度。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14]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15]

(责任编辑：天地一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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