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起步探索的1956年

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步的一年。

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1955年秋后开始在农村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快在城市得到了响应，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指出：从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以来，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和资本家，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到处可以看到“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耀眼的黄金“喜”字。到处是工人和资本家们组织的报喜队。许多被批准公私合营、或者被批准筹备公私合营的工厂和商店，都张灯结彩，举行庆祝仪式。工人们不仅欢欣鼓舞庆祝企业的新生，而且以主人翁的姿态把这种热情变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力量。全国各私营工商业者进一步认清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前途，纷纷表达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同一时间，首都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出现热潮。各个区县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连连不断；各大街上的私营厂、店，几乎家家挂上了红幢，到处张灯结彩，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地在街上游行。1月10日一天，全市又有17963户私营工商业被批准公私合营。至此，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北京市的手工业者则积极要求加入手工业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有的自动串联，酝酿建社；有的成群结队，申请报名入社。1月11日和12日，北京市10个城区和近郊区29个行业的手工业才，分别集会，庆祝5.38万个个体手工业者被批准入社，使入社人数达到全市手工业总人数的95.6%，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使城市的小商小贩也难以置身于社会主义之外。为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引起他们的疑虑和不安，人民政府决定，根据小商贩的意愿分别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参加公私合营。1月25日，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说：“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2万户，雇店员的不到1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不没有办法，只好批准。[1]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发行胜利联欢大会。各行各业纷纷向毛泽东报喜。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

“我们庆祝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

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发行胜利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3]

此后，其他各大城市也纷纷宣告进入社会主义。根据1956年6月的统计，全国1.2亿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1.1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1.7%（其中0.75亿户加入了高级社）。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发展。据此，中共八大宣告：

“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4]

二、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被认为将“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5]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1956年初就发出了“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6]

建国以后，自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面临的任务是极不相称的。具体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估计不足，即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于1955年11月23日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等参加，下设办公室，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7]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参加了开幕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全国性群众团体、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军事机关等各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61人在大会发言（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

周恩来的报告，坦言当前面临的一个矛盾，即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

第二，承认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三，批评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表现为：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

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报告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

1月20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党中央和各部的任务，都是要促进社会主义，不能是妨碍社会主义，应该是“促进部”，而不应该是“促退部”。所以，要反对右倾保守，各项事业要办得“又多，又好，又快，又省”。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过外国。先接近，后赶过。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催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1956年1月5日，李富春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动议。他提出要象规划工业建设中的156项一样，来

(责任编辑：天地一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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