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的台北印象和同蒋氏父子的谈话，美国情报机构3月28日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后果作出特别情报评估。结论之一是，即使台湾当局派出的特种部队能在大陆立足，也很快就会被打垮；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支援，就不会有明显的军事胜利；而没有明显的军事胜利，就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重要的军事单位会投向台湾部队。结论之二是，美国拒绝支持台湾的特种部队计划，将使美台关系紧张；在美国不批准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仍可能采取某种袭击大陆的行动。结论之三是，万一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受到威胁，苏联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该政权镇压反叛，同时趁机努力将北京的政策和离心倾向拉回苏联的轨道。[1](P200-201)
驻台北参赞高立夫（Clough, Ralph N.）认为，美国如果直接反对台湾当局的反攻目标和计划，会使其孤注一掷，单方面实行军事冒险。但是蒋介石也很清楚自己是多么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只要让他满意地看到美国深切同情他的目标，并愿意研究他的反攻计划，那么至少在未来数月中，他不会采取单方面的袭击。他建议大幅度地增加对台湾情报活动的援助，相信这些同情和援助的表现能拖延台湾单方面行动的决定，使美国处于日后可以反对这种行动的更好的地位。[1](P202-204)
白宫决策层3月31日开会，听取最近回美的克莱恩汇报台湾的反攻计划。腊斯克指出台湾的行动靠不住，计划毫无意义，美国的插手会暴露。大家都认为直接拒绝可能引起大麻烦，便转向讨论怎样拖延应付。肯尼迪提议可以在美国为台湾准备两架C-123型飞机，并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克莱恩认为这会令台湾方面感到满意。腊斯克提醒道：美国只是“准备”飞机，在作出进一步决定前不送往台湾。肯尼迪也嘱咐克莱恩，美国除了“准备”飞机并“愿意”根据10月份提供的情报来考虑飞机的用途之外，没有其他承诺。而要让台湾方面承诺不再公开谈论反攻大陆。[1](P204-205)
最后的决策于当天书面下达给克莱恩。这份肯尼迪亲自批改的训令，共有七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向台湾说明：“我们有必要联合进一步调查大陆的情况，增加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相互协商”。“美国赞成试探行动，特别是联合训练、装备和督导前已批准的侦察分队范式”。授权克莱恩就“计划和准备较大规模的相机而定的秘密行动”同台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络，其规模至多一次空投二百人。美方相应地为此在美国准备两架C-123飞机，并培训中国机组人员。这种准备和培训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在双方共同认为行动时机成熟时，飞机将提供给台湾当局使用。肯尼迪在此亲笔加了一句：“一定要理解，我们将为这个行动准备能力，但此时尚未决定实行之。”[1](P206-207)
四
选择拖延的办法，只能应付一时，不能避免最后的摊牌。而且还会反过来导致美国越来越深地被台湾当局“拖”入陷坑。
由于美国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帮助准备”，蒋介石只好同意把反攻的时间从原订的6月推迟到10月。但他要求美国方面也同意：以10月1日为发动空降的开始日期，要联合研究空降成功后所需秘密或公开的“续进行动”的方案，两国政府根据彼时形势联合决定首次空降和续进行动的执行和时机。[1](P218)
对蒋介石的反提议，美国仍坚持原定的七点原则。关于空降，只打算研究其可行性，日期则要双方讨论和商定，不能由蒋指定。准备的两架飞机也要在有过硬的情报证明行动会成功时才能提供。至于“续进行动”，更不在考虑之列。听了克莱恩的传达，蒋氏父子再一次跌入失望的深渊，只得在口头上表示，愿以七点原则作为同美国紧密研究与合作的基础。[1](P218-219)
这时，老挝三方政治力量的合作局势又起波澜，美国公然向泰国增兵，引起东南亚紧张局势。中国南方春荒严重，涌向香港的灾民潮于5月份达到高峰。台湾当局认为形势乐观，磨刀霍霍，试图冲破美国的约束。
蒋介石请克莱恩转告肯尼迪：形势对美台双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应就行动政策和路线达成一个战略协定。鉴于大陆的形势，民国政府必须采取某些军事准备措施。台湾上层特别是军界要求乘机采取积极行动的压力十分强烈，如果蒋继续推迟反攻行动，将面临内部难以遏制的不满和反抗。他已承诺10月1日前不采取行动，但到那时候就很难再拖下去了，除非美国答应再增加军事援助，使他有理由说服将领们再等下去。他索要的军事援助包括C-123飞机5架，B-57飞机16架，登陆艇20-25艘。他还强烈地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驳回美国对台湾增加军事预算和税收的指责，强调自己的政府认为这笔军费非得筹集不可，为的就是准备在未来18个月中可能发动对华南的进攻。他批评许多美国官员根本不同情他的“国家利益”。他希望肯尼迪明白，以报复相威胁，以限制美援来向民国政府施压，只能适得其反。[1](P227-229)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
下一篇：缓和的触角还是冷战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