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苏关系乍寒又暖
从1956年开始逐渐紧张起来的中苏关系，至1960年底出现了转机。这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由于中共方面贯彻了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苏共方面也不愿破裂，加之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不希望中苏分裂，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赫鲁晓夫同意结束争论，恢复中苏两党原来的良好关系。双方还商定，今后有不同意见，两党先协商，达成一致，再提到国际会议上去。以后中苏双方不在报刊上论战。[6]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中苏关系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集中力量搞好国内的调整工作，同时争取进一步改善同邻国的关系。[7]
这期间，苏联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采取了一些恢复关系的步骤，例如：
1961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现在已经有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为在中国生产米格—21Φ型歼击机提供技术援助。周恩来2月5日复信表示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具体洽谈，签订有关协定。[8]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说明苏联虽然在谷物和畜产品的生产及采购方面也有困难，还不得不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提供大量谷物，但是，中国的困难比我们大。因此苏方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可以用借贷方式援助中国100万吨粮食（30万吨小麦、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9]
周恩来3月8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答复苏方：对苏共中央的国际主义好意表示非常感谢。现在苏联也有灾情，所以我们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当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时，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借贷粮食的要求。至于50万吨古巴糖，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10]
苏共中央同意把100万吨粮食作为中国的后备粮，根据中国的需要可以随时启运。50万吨糖将迅速运往中国。又主动提出在中苏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11]
中苏在国际事务中也继续合作。这年5月至7月召开了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配合，为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赫鲁晓夫7月5日亲自接见从日内瓦返国途径莫斯科的陈毅外长，一再表示愿为加强中苏关系采取实际步骤，并陪同陈毅乘车由克里姆林宫前往列宁山政府迎宾馆共进午餐。[12]
中苏双方这一时期试图缓和并恢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美斗争的战略需要。1960年下半年，美国在刚果、古巴、东南亚等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在柏林、联合国等问题上同苏联对抗。1961年初肯尼迪上台以后，古巴、柏林、刚果、老挝成为两大阵营摩擦的四大热点。在这种“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目前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还要考虑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冒险。改善中苏关系，就可以减弱美国对中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毛泽东一度乐观地认为，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13]
对于赫鲁晓夫个人，中共中央通过分析，并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从反帝大局出发，希望同苏联保持团结。早在1960年5月22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论定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是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会儿把美国首脑捧上了天，一会儿又强硬地对骂起来。他在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事件前后的表现就是例证。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后，中共中央更认为这个苏联领导人是善变的，经常是临时应付，一贯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中共对整个局势是谨慎对待，保持警惕。但是对苏共还是采取加强团结的方针，并且想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加强团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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