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建设民主的学术环境。这种环境的要素包括：减少政治干扰和行政干预，开放档案等原始资料原始数据，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开展积极的学术批评，等等。
这当然不是哪个杂志、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整个学术界能够独自承担的任务。但是，学术界应该在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应该保持自己的努力和呼声。
以我们国家安全所急需加强的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为例，目前世界各国在这个领域中学派众多，在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我们这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却显得贫乏。马克思是在积极吸取人类思想的精华和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学说的。要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积极吸取人类思想精华和最新学术成果。各个具体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事务有影响的国家中，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对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探讨，都是很热门的课题，在各国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占有相当的篇幅。而我国学术刊物很少有这方面的讨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这些年来发表的有限的中外关系史论文中，研究外国对华政策的文章多，论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现实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这种干扰往往通过行政干预来实行，有些人总把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宣传一样对待；二是档案资料不开放，一些档案馆并不遵照国家的档案法如期向人民提供研究的原料。
学术研究不能在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就只能畸形发展。其结果，使学者们只好去研究人家对华政策的利弊得失，不能够深刻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而世界多数大国对档案开放的态度则值得玩味。例如美国，不仅将三十年前的政府档案包括绝密的总统档案和国家安全档案如期开放，而且应公众要求也会将三十年内的档案提前开放，越战档案和尼克松档案就是如此。它们欢迎别国人士利用美国档案来研究美国问题，包括政策问题。
国际冷战史的研究状况也能说明建设学术环境的重要性。
冷战阴云笼罩我们生存的这个小小寰球几达半个世纪之久, 影响了整整两代人的生活。人类应该从中吸取什么历史教训？怎样才能维护和保障一个和平、安定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避免再次陷入相互敌视、威胁和对抗的局面，甚至走到毁灭性战争的边缘？世界各国都有人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原东西方的两大阵营都有一批富于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
西方学术界自冷战之始即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随时就每一事件的进展和每一政策的出笼, 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发掘资料不遗余力, 研究论著层出不穷, 学派观点五花八门。近些年来, 英、美等国的政府档案已解密到七十年代初期, 学术成果更是汗牛充栋, 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领域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苏联、东欧解体后, 学术研究在新的空间获得发展。从政界到学术界, 都在反省和深思冷战史的经验教训, 力求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基础上, 明智地选择未来。俄国和某些东欧国家, 已陆续开放冷战时期的历史档案, 供学术界研究利用。它们的学者, 从史料到观点, 对西方冷战史学的一些传统成说和片面解释, 提出有力的挑战, 大有急起直追之势。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 起步为时既晚, 条件又很困难, 档案无从查阅, 研究多所禁忌。短期之内, 不可能改变在这个极富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的重要国际学术领域远落人后的局面; 长此下去, 还会丧失对这段具有深远影响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最佳时机。更可忧虑的是, 当前各国发表的档案资料和研究论著, 对于我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和国际角色多所涉及, 议论纷纷。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学者依据中方的原始资料, 阐明自己的观点, 提出科学的解释, 争取世人的理解, 已成为十分必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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