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其主要环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这次政策转变的背景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一些有关的因素，但对这些因素对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尚缺少深入和系统的论述。[1]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以往研究成果中的不足，通过探讨60年代中期到1968年末的中国安全战略、外交政策和中越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系统地勾画出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主要背景及其特征。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由于有中苏同盟的保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压力。1953年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和1954年达成的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面临的军事压力，美军被迫驻扎在三八线以南和法军撤退到十七度线以南，使中国在那两个地区实际拥有了两个安全缓冲地区。在台湾海峡，经过1954/55年和1958年两次危机以后，中美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底牌，双方基本上处于稳定的军事对峙。这一时期中国和平外交努力，使它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明显改善或得到缓和。总而言之，中国从这时起已经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不必担心会立刻发生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从后来近十年形势的演变看，导致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的确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论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它在南北两线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相当强烈的地缘安全意识。这种地缘安全意识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安全概念，部分来自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部分来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列宁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保卫之中，是其重要的内容。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不能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安全感，必须要作出强烈的反应。否则，他们就不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便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也不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沿三八线停战和沿十七度线停战。后来的历史也足以证明，如果美国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除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研究60年代中期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理解中国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主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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