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局部化”与出兵前的军事目标
沿着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目标有一条明显的变化曲线。如果以三八线为横坐标，这条曲线大致是从上向下滑动，一直到低于三八线；然后是向上滑动超过三八线，以及再向下滑动直到三八线为止（见下图）。导致中国决策目标变化并最终锁定在三八线的原因，固然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从深层次上看，则是中国在决策出兵过程中已经大致形成的“战争局部化”概念的合逻辑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美国企图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当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和损害，以及中国在决定出兵与美军作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包括军事上的困难和与盟国苏联之间协调政策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决策层内部在出兵问题上的分歧，等等。 正是基于对各种复杂因素的争论和分析，中国领导人在出兵决策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使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它大致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是尽可能防止朝鲜半岛的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其二是阻止美国在朝鲜北部、特别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其三是使北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
“战争局部化”作为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是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中提出的，他当时使用的是“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即朝鲜半岛交战各方应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他当时提出的绝对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 可以说这个概念包含了当时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意图，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 从后来的进程看，“战争局部化”的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
以往的研究表明，美军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于10月初大规模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这一事件导致的结果并因为其简单就可以被忽略，即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 同样的逻辑，中国领导人必然认为，只有在军事上打败美国的干涉，才有可能实现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出兵朝鲜同样有可能导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其风险至少同不出兵同样大。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包括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以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 以及争取苏联承诺提供必要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争取苏联援助的过程表明，他们当时将尽可能避免朝鲜战争蔓延到中国作为首要的考虑，这也是苏联的援助起码要达到的标准。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陈明了中国决策层对出兵的具体顾虑，其中主要的担忧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 斯大林在答复中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 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随后的交涉中，斯大林虽然没有承诺立即在朝鲜半岛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保证立即向中国本土提供空中保护。这是在得知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 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 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
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它使抗美援朝战争最初阶段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向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本土会遭到美国海空军攻击的后顾之忧。
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是一致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援引的有关历史文献也证明，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中国决策层即将美军越过三八线确定为中国出兵的底线。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是否中国在决策出兵时，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是”或“不是”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
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的确明确提出，既然出兵朝鲜，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当然他也承认存在另外两种可能的不利情况。 有两个因素可能决定着毛泽东的思考逻辑。其一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前提一直是如何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而不是像后来做出参战决定时那样，必须考虑如何拯救那个政权。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美军正乘胜向鸭绿江挺进。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当时恐怕都很难想象，除了彻底打败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
在随后的集体讨论中，决策层中几乎没有人赞成毛泽东要出兵朝鲜的想法。10月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为避免同美国的战争做最后一次外交努力。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他表达的内容应该就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周恩来告诉潘尼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的谈话显示，中国关注的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最终撤出朝鲜半岛。 在这里三八线并不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提出来的，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如果能够基本确定周恩来的谈话是中国决策层讨论后的共识，那么前述聂荣臻回忆就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0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再次调整了战争目标。在10月初的集体讨论中，林彪曾经提出过“出而不战”的建议，即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 10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 这几乎就是“出而不战”的计划，不同的是将防线南推到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和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地区。毛泽东认为这是当时唯一有把握作到的，当然也是有利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导致中国领导人调整作战目标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战场形势的迅速恶化和中国领导人对实际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中国真正决定出兵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对中国军队能否取胜缺乏信心，特别是担心空军大规模参战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斯大林在是否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上大步后退。10月10日，斯大林向到访的周恩来和林彪表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至少两到三个月内不能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提供预期的援助后，于10月12日提出，志愿军的任务是到“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可攻击美军”。 10月14日，毛泽东经过与彭德怀等反复交换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入朝的作战目标，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他甚至进一步含糊了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即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
当然，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完全放弃了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想法，他毕竟还保留着6个月以后同美军作战的选择。但不应过度解读那句话，因为首先它不过是诸多军事选择中的一种，而6个月后出现“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只是毛泽东的设想而已，实际情况是它从来没有出现过。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所有战略设想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美军在未经严重打击不会自动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政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此而准备同美军作战并争取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五次战役显然不是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所预定的，甚至不是他们所预期的，由此才能理解后来为什么会一再考虑停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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