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关系与中国军事斗争决策
中国三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50年代的两次军事行动是在与美国军事对峙的背景下发生的，1995-96年的军事斗争不过是1989年后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中一个比较尖锐的而已。
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同当时中美对抗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虽然在政治动员中称台湾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1950年早些时候的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此后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同对美国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
1954-55年中国领导人决心在台湾海峡展开军事斗争，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大陆与台湾争夺中国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急剧升级，其背景之一如前所述，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放蒋出笼”政策；其二是美国开始同台湾当局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展开磋商。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揭示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合理的解释。
解放军领导人从1952年即开始着手策划夺取浙江和福建沿海蒋占岛屿，他们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即决定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并着手制订攻占金门的军事计划。 不过到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台海形势的一个新特点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放蒋出笼”政策的鼓动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解放军1953年夏季展开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既是在实施统一台湾战略的既定方针，也包含着打破美国支持蒋介石在沿海采取攻击行动的目的，当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更直接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
从沿海岛屿争夺战的过程看，解放军夺取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早在1953年夏季就开始了。 解放军在1954年采取的军事行动与7月下旬大规模展开的“解放台湾”的宣传结合起来，主要是因为美国同台湾当局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这一事件对中国决策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月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向中国决策层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在6日的政治局会上专门提到，要争取阻止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 有论著描述说，这次会议讨论了美台关系及其影响，与会者显然很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深感担忧。
从目前公布的历史文件看，很有可能的是当时国际上出现的由联合国安排台湾地位的议论等，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明确和坚决的行动，宣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后，中国媒体开始大规模的宣传。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称：“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这反映了中共中央当时的确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台湾问题从此“国际化”。
以往不少论著认为，中国当时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 不能说这个观点全无道理，但现在看来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他们毕竟有足够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而且刚同美国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前不久还清楚地指出，阻止美台签约需要外交接触。
问题的症结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即在他们看来，美台条约将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而且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 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会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夺取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沿海岛屿，是攻防兼备的战略行动，既是为统一台湾创造条件，也是为了防止沿海岛屿被包括进拟议中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成为美国进攻中国大陆的据点。
中国领导人突出“解放台湾”的宣传和加强对美台协商军事条约的反应，一方面是通过宣传和军事行动，凸显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当然首先就是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同时也是通过强化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前，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等岛屿。11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以迫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占岛屿。 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当时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 夺取一江山岛战役发起的过程表明，解放军领导人的确对美台条约可能影响沿海岛屿形势感到严重的担忧。
以上分析表明，1954-55年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中，政治与军事目标是相互配合的，但在决策过程中，显然夺取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浙江沿海岛屿是实质性，它是当时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完成夺取沿海岛屿计划（包括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沿海岛屿）、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岛屿威胁大陆沿海安全等的最重要的行动。
由于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又是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合理的推测是，中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美台条约是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阻止美台签约”，对他们决策的评价至少不应该简单地说是失败的。问题在于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美国会支持保卫台湾本岛，同时为避免与大陆的军事冲突而鼓励或迫使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而这种政策的后果很可能是大陆与台湾更加疏离。
关于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国内及美国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论述，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从中国国内政治中寻找决策的动机，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不过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没有揭示1958年的军事行动与1954-55年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这种因果关系中的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
1954-55年的军事行动遗留的问题就是没有完成夺取沿海蒋占岛屿，而且也没有能最终确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所以，在夺取并稳定地控制了广东沿海岛屿与浙江沿海岛屿以后，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解决福建沿海蒋占岛屿，对中国决策层来说有其必然性，而选择军事行动的时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军事准备情况和中美关系的状况。其他如国内政治的需要（大跃进等）、中苏关系的影响、毛泽东本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都不是首要的原因。而且很难进一步说明，那些被罗列的因素在决策过程能起多大的因素。
从1958年夏季的情况看，解放军显然没有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等的军事准备。不过从7月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以后，与其他军事力量相配合，基本完成了福建有关地区的防空建设，并开始夺取制空权的战斗。解放军虽然还无法攻占金、马，但具备了展开有限攻击行动的条件。这时中美关系的状况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就成了关键性因素。
1955年夏季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57年12月中断。在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不断帮助台湾加强军事力量，包括在1957年在台湾部署地对地战术导弹等。这种情况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统一台湾战略。早1956年3月中国领导人就已经认为，美国有可能利用中美谈判，冻结台湾问题，并加强其在台湾和金门、马祖的军事力量。故中国“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后不久，毛泽东于1958年6月中旬即向中国外交部说明，他认为有必要调整1954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 6月30日，中国政府公开向美国发出限期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声明，并突出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严重性和中国“完全有能力解放台湾”，以显示壮士断腕的决心。 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明确说明了炮击金门与对美政策转变的关系，即炮击的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是“要整美国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是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如果将中国谋求统一台湾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将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国解决统一台湾问题的一个途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夏季决定炮击金门，不过是中美谈判这个途径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军事选择。试想当时要继续推行统一台湾战略，包括夺取金门、马祖，迫使美国继续谈判等，还有其他可行的更好的办法吗？当然，1958年炮击金门的结果之一是毛泽东改变了尽快夺取金门、马祖的方针，这将在以下专门论述。
1995-96年的军事斗争同样发生在中美关系自1989年夏季开始的持续恶化时期。纵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1996年春季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可以用波涛汹涌来形容。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1995-1996年春的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有两个基本前提不容忽视。
首先是中美1996年春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是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一系列矛盾冲突中的一个。这个时期整个中美关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等等，都发生了矛盾。可以说中美关系中的各个重要的领域都存在对抗的气氛。
其次是在所有领域的矛盾几乎都是通经过过对抗或包括采取对抗方式在内的过程，才获得解决的。如在人权领域持续不断的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1993年开始的在美国是否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的对抗；1993年开始的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银河号”事件；1994-95年初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走到贸易战的边缘，等等。
由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矛盾和所有矛盾几乎都经历了从对抗到缓解的过程，随后发生的台湾紧张局势自然不可能成为例外。在中美处于强烈不信任与对抗的气氛中，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某些举动，包括给李登辉发访美签证，被中国决策层定义为是：“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是“外交挑衅”。
当然，中国决策层做出上述判断，并不只是因为中美之间总的气氛紧张。从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过程看，有两个基本事实起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在美国政府宣布给李登辉签证之前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经向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保证，克林顿政府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钱其琛在回忆中说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如此不讲信义感到“震惊和气愤”。 这表明中国决策层认为，在台湾那问题上已经不能再相信美国的承诺，必须采取行动迫使美国收敛其言行。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中国政府曾经一再与美国交涉，试图通过外交方式消除李登辉访美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修复被“严重损害了”的“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但克林顿政府不愿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挽救局势。中国领导人由此断定，克林顿政府存在某种幻想，以为只要美国稍作姿态，中国就会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让步。因此中国政府需要给予有力的反击，以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1995年秋季开始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突出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向美国显示中国的决心与能力的措施之一。用当时在中国政策分析圈内的话语来表述，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震慑台独，敲打美国”。
以上的分析大致揭示了中美对抗对中国决策层历次决心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过程中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决定基本上都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处于尖锐对抗或严重恶化的产物。当然，在这个基本判断下，仍然需要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是比较长时间的）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是如何受中美关系的影响等等，进行深入、细致和专门的探讨。如在历次台海紧张局势中，中国领导人在军事决策的各个阶段上，是如何判断美国的意图，以及他们的判断是如何形成并对决策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
得出上述结论难免要质疑美国学术界所定义的“台海危机”的确切含义和根源。进一步说，防止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遭遇国际危机的办法有想像的那么复杂和困难吗？美国政府能不能不做这样古怪的事情，即像在1995-96年那样，自己先制造出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紧张局势，然后又去寻找“国际危机法管理”的办法，并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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