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介绍199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后十年来美国外交研究的成果。文章包括三个部分，即：（一）十年来研究冷战后美国外交的概况和成绩；（二）冷战后美国外交研究综述；（三）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专门的文章介绍，故本文不再将其包括在内。
（一）十年来研究冷战后美国外交的概况和成绩。
1990以来，研究界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进步迅速，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过十年的发展、培养和磨练，研究队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从纵向看，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结构。老一代学者和研究人员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年一代挑起了骨干的重任，年轻一代则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研究工作中，并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横向看整个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研究人员中有较高学历、学位的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外留学回国的研究人员参加到研究队伍中。上述变化使研究队伍从总体上看，素质大幅度的提高，将这些研究人员的经验、理论、锐气和实干综合起来，理应取得超过以往的成绩。
2，研究成果涵盖面比较广。从现有的两百多篇（包括学位论文）论文和几十部专著的内容看，几乎涉及到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方面，包括美国对各个地区的政策，对主要国家的政策和对许多功能性问题的政策。其涵盖范围之广泛、涉及问题之多，都是空前的。
3，研究的理论色彩与思辨性明显加强。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高校教育中正规化和基本理论教育的持续提高，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理论色彩与思辨性越来越强。不少研究将美国外交思想、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等等作为选题。即使一些个案研究，也开始注重理论分析和方法的应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博士论文已经开始将应用方法的阐释和运用作为基本规范，这将有力地推动有关研究的理论发展。可以预期，长期以来研究缺乏理论规范的状况将会较快地发生变化。
上述特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中，以下将做大致的评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本文的介绍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二）冷战后美国外交研究综述。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
在有关美国外交的论著中，专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果数量并不多。但是根据学术界“纲举目张”的论述习惯，不论研究美国对哪个地区和对哪一类问题的政策，差不多都是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研究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又是被涉及最多的问题。
1，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
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定义多种多样。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或追求美国的霸权。进一步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追求霸权与追求领导地位基本上是回事，没有根本的区别。[1]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论著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诸如“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对外政策”等等，似乎是可以通用的，并没有多少论著注意概念使用的定义与规范。不过也有一些论著试图对多少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区分。如有论证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支柱”，自冷战以来，美国的“安全战略表现了典型的全球战略性质”，等等。[2]
倪世雄等明确批评了有关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认为不少论著“仍倾向于把美国的对外战略简单地一概归结为霸权主义战略了事，至于为什么美国采取霸权战略则缺乏分析”。文章提出应该运用美国“大战略”的概念，从大战略和均势的视角，深入探讨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3]
俞正梁等认为，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着四种战略选择，即孤立主义、多边主义、均势和优势等。美国的选择是由它面临的国内政治情况和国际环境决定的，它的战略选择包含了上述四种选择中的后三种成分，其中“优势战略”是主体，概括地说就是“通过有重点、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力图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4]
宋雪峰的文章着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特征和本质，认为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既体现了“传统的地缘观，又体现出新形势下新的地缘特点”，遏制欧亚强国的崛起，保持边缘地带的稳定，防止地区力量失衡，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5]
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题目下，除了大的地区性战略外，还存在着针对不同问题的特殊战略。例如李力提出，存在着一项“冷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安全战略”，这项战略涵盖的国家包括“除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战略的主要实施手段是军事干预，等等。[6]再如王晓德认为，冷战后美国有一个“对外‘输出民主’战略”。根据他的论述，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冷战后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其目的是“迫不得已地梦想一个统一在美国价值观下之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7]有些学者通过同冷战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比较，对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某些特点提出了初步的看法。例如王缉思论著认为：“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具积极进攻性质”。>[8]也有论著提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在克林顿政府的“温和国际主义”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继“尼克松主义”之后“进一步收缩”。[9]此外有些论著对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些具体特点进行了分析。[10]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现表明，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分析也越来越具体、细致。
2，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与调整。
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有一个形成和调整的过程，或者说美国的全球战略一直就在不断地调整。有关论著的不同点在于对调整时期的划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缺乏学术的规范，特别是整个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都存在学术性不突出的特点，有关的争论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王传剑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调整，这一调整到克林顿第二任期最终完成”，其标志是克林顿连任的总统就职演说。[11]钟振明则倾向于认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就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它有一个逐充实发展的过程，不过实质并没有变化。[12]
王缉思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他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三次战略评估，三次战略调整。他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可以说安全战略的调整也就是全球战略的调整。1989年布什执政后不久，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调整；克林顿执政后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是第二次战略调整；克林顿连任后于1997年提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在军事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标志着第三次战略调整的完成，“面向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框架大体成形”，“持续了八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由‘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基本完成”。[13]
除了论述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与调整之外，还有一些论著分别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例如郗润昌认为，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开始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主要是向东亚转移”。[14]邴金伏指出，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微妙变化”，即“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对各地区的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15]
3，关于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之所以需要作为一个专题予以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几乎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所有论著中，都在经常使用这个概念来定义美国的全球战略；另一方面近年来有些论著直接将美国的全球战略称为“霸权战略”，而且提出了“新霸权”的概念。这些研究成果有可能对今后研究的发展产生影响。
倪世雄等认为，美国的“霸权均势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霸权均势战略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即“主要是针对可能的挑战国（与美国盟国一起属于‘极化世界’）而采取的新均势战略和主要针对‘未极化世界’并往往运用于各领域如文化、金融等而采取的新霸权战略（制度霸权战略）”。[16]
梁守德对美国“新霸权”的定义要复杂的多。他认为美国新霸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恶性膨胀”，“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更新，是霸权史上的大突破”，其主要特征就是“领导霸权”。美国“新霸权”的特点决定了它“欺骗性大，危险性更大”，是“战略性战争的策源地，不是所有军事战争的策源地，更未形成世界战争的策源地”。[17]
门洪华从理论上探讨了国际机制与霸权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全面分析了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的关系，提出了“机制霸权”的概念。他认为“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的建立、维持、衰落乃至重建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国际机制甚至是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机制霸权”。冷战后美国在建立单极霸权的规划中，“国际机制无疑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18]楚树龙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外交战略近期目标是“建立冷战后新的、美国主导或倡导的、较为松散的国际安全结构、世界经济结构和‘民主’政治结构”。[19]
几乎所有论述美国霸权地位的学者都认为，美国要在当今世界上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际上美国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正日益受到挑战，它“今后能否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也是颇有疑问的”。一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例如王缉思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战略目标过大与战略能力相对不足的固有矛盾不可克服”，以及美国维持霸权的战略企图根本违背了多极化的客观趋势，等等。[20]时殷弘则从历史、文化和美国意识形态的特点等四个方面，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美国无法承担它所声称的“领导角色”。[21]
不少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论著都对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22]这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进步。作为这个进步的突出反映，王缉思等全面研究分析了美国霸权的国内政治原因和基础等等，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的投射……一般地强于其他国家的情况”。[23]从理论上说，通过研究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来揭示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征，并不是新方法，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肯定不尽相同。通过研究美国国内政治，揭示美国霸权主义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将美国霸权主义研究推向深入。
4，美国的军控与不扩散政策。
关于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领域，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从政治和安全战略的角度研究有关问题的成果居大多数，从军事科学技术的角度分析的成果还很少。主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不少论著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战略越来越强调“功能性问题”，其中特别重视军控与不扩散。在某些阶段，美国政府甚至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24]不过已经有论著指出，布什政府执政后是否同样重视军控与不扩散问题以及将采取什么政策，都还需要观察。[25]
其次是关于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复杂因素。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同美国整个对外政策一样，受到国内政治相当大的影响。除了安全战略的考虑外，几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决策是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利益集团制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才得以形成的。[26]例如关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樊吉社认为直接原因就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而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国内近年来‘新孤立主义’抬头”。[27]时殷弘特别强调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在美参议院决策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28]
二，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治理论问题。
本文所涉及的十年里，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研究的突出进步就表现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等，正逐步加强，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类的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大，选题逐步深入，理论分析和思辨的色彩相当浓厚。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处于研究发展的初始阶段，对有关问题的理论分析缺少理论框架，或者说是难以摆脱国外有关研究已经形成的框架。
关于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是新的问题，只是以往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研究比较简单化、概念化。近十年来的进展首先表现在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开始展开比较全面的评价，并在新理解的基础上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这类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近发表的刘建飞的文章《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该文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美国外交的“理念”和目标，也是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相比处于次要地位。[29]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进步是，不少论著注意到了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所包含内容的丰富与复杂性，以及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思想的关系。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王缉思的论述。他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和继承性，将美国外交思想归纳为“新现实主义”、“新理想主义”、“新孤立主义”、“新全球主义”等概念，并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来诠释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政策含义、影响等等。[30]
如果说上述论述比较侧重于从美国外交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的关系中探讨其在冷战后的新特点，因而也难以超越美国人既有的分析框架，那么可以说时殷弘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揭示和批判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民族主义长期以来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用以分析和描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特征的主要范畴。在西方的话语中，“民族主义”甚至是一个贬意的话语。时殷弘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非同小可”，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一类思想、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不时以趋于极端的形式存在”。[31]刘建飞认为：“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32]
关于美国外交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关的论著进行了探讨，并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思想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和执行中，均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概括地说包括指导、促进、质疑、修正对外政策等等。其中王勇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冷战后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他探讨了争论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和方面，并通过对那些争论的分析的出结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将继续反对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将在继续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将在继续鼓吹美国价值观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务实主义的做法。美国对外政策将保持着这种延续性进入21世纪”。[33]如果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大致如此，将有力地证明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重要价值。还有一些学者阐述了“理想主义”、“民主和平论”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34]
王晓德的著作《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系统地分析论述了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及其与美国外交的本质的关系，开拓了一个研究美国外交的新领域。该书在近年来美国文化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意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35]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必定涉及到对美国人权外交的评价。近年来有关美国人权外交的研究也是学术界重视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琪发表的若干论著。周琪通过系统考察美国人权外交的缘起及其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加紧推行其人权外交，无疑是为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服务的，而且它时常运用双重标准来干涉别国内政”，不过美国并不是一开始提出人权外交就声称“人权高于主权”，冷战时期美国“把人权外交作为意识形态和冷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人权因素已同美国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政府似乎找到了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的位置”，即“试图在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美国一方面仍然存在利用人权外交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被导向完全的理想主义”，意即美国人权外交不论是实施力度还是实施范围，都将是有限度的。[36]
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
同对美国在任何其他地区的政策的研究相比，对美国亚太政策的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视的程度上，都是占第一位的。对美国亚太地区政策研究所使用的概念之多、之具体，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包括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或战略，然后是在第二层次上对东亚、南亚的战略或政策，再然后如东南亚、东北亚的划分，具体如对朝鲜半岛地区、台湾海峡地区的政策，最后还有针对这个地区的不同国家的政策。这里无法详细考察，只是按照论著确定的对象，做大致的分类。
1，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
凡是以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基本上都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即从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转向越来越重视亚太，甚至是欧亚并重。关于冷战后的美国亚太战略，有关论著认为大致是在1993到994年确定的，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地说是以安全问题为立足点，以经济利益为优先目标，以人权外交为手段，在各个领域展开攻势，全面参与和介入亚太事务。[37]
也有论著以分析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为根据，认为“新太平洋共同体”是美国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构想，目标是为了“实现美国的世界战略和切身利益”，其原则是“政治经济并举，经济利益优先”。这个战略酝酿于里根——布什时期，提出于克林顿时期，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密切相关。[38]天绪进一步强调，“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第一个地区性战略”，它反映了克林顿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前任。[39]
一些论著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影响，认为美国实施其亚太战略加剧了亚太各国间关系的复杂性，随着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国要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个战略目标“难以实现”。[40]也有论著以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为根据，认为美国“矛盾的追求导致矛盾的政策”，亚太的新格局对美国既是机会，也是挑战。[41]
2，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其原因主要是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走向。石斌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角度，分析了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特点，认为“冷战后美国明显对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但美国没有“直接、明确的战略对手”，所以突出经济因素，同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要特点。[42]周忠菲的研究与上述观点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他认为美国在“东亚面临国家利益模糊的挑战”，所以实际上面临着战略的选择问题。[43]
也有论著分析了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任荣荣认为，美国新东亚安全战略是基于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和东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它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而它面临的各种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既要“谋求世界的领导权”，又要“维护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寻找出路“是困难的”。[44]
与其他文章着重探讨安全和经济问题不同，朱世达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认为美国冷战后对东亚文明的认知存在问题，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思想都不完全契合东亚的实际情况。因此美国要想维持其在东亚的影响，就必须“学习东亚文明，走向东亚”。[45]
3，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美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是朝鲜半岛局势将如何发展。美国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东亚有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而且由于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因此极其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它的政策一直是东亚安全战略的重点。有关论著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目标就是“夺取左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主导权”。[46]
一些论著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战略动机，即通过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巩固与南朝鲜的军事同盟，改善与北朝鲜的关系，以便牵制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因为它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都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47]
高连福的文章提出，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曾经有过三次调整。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政策是“朝鲜半岛问题内部化”，以韩国为主导“逐步吸收”统一北朝鲜。克林顿执政初期开始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直到准备发动对北朝鲜的战争。1994年6月开始第二次调整政策，9月与北朝鲜签署框架协议。从1997年美国推迟供应重油，政策趋向强硬，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紧张，到1998年9月美国宣布放松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完成了第三次政策调整。文章认为，从美国的政策调整中可以看出，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或政策”就是通过软硬两手“揽朝鲜于美国麾下”，联合日、韩“维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和利益”。[48]
4，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席来旺认为，美国存在着冷战后的“对日安全战略”，该战略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包括：将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以及日本在美日安全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日本有可能与美国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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