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极其复杂也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担任国会议员、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及在野的早年时期（1946年-1968年），二是总统任期（1969年-1974年），三是晚年时期（1975年-1994年）。在这近五十年里，尼克既有辉煌的业绩，也有突出的污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则举世公认。与他的政治生涯一样，尼克松的中国观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复合体，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其指导思想是早年的功利主义、总统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晚年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而这一切都与冷战的时代大背景分不开。
一、早年：以反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功利主义
1946年尼克松首次竞选众议员，他打败竞争对手的方法是把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都推到民主党身上去，除此之外，他还故意把他的竞争对手、担任过五届众议员的杰里•沃里斯与所谓“受共产党控制”的“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联系在一起，让它成为沃里斯洗刷不清的污点，结果尼克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50年，尼克松故伎重演，击败了道格拉斯夫人，竞选参议员获胜。195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赫有名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挑选尼克松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并且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入主白宫，尼克松也随之成为了美国副总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迈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台阶。
尼克松是带着反共斗士的声誉进入政坛的。在作为国会议员和副总统期间，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尼克松一直顺着反共的风向，摇旗呐喊。反共产主义成为他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所有的政治活动几乎都贴上了反共产主义的标签，而且每次都获得了成功。尼克松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灵敏的政治嗅觉告诉他，反共产主义的手段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二是时代的烙印。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的“铁幕演说”奏响了冷战的序曲，反共产主义不仅符合国际上冷战的形势，而且能够有效地攻击罗斯福新政中的偏左政策，进而反对其继任者——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因此，反共产主义是共和党重振声威并夺回丧失多年的执政权的政治利器之一。尼克松开始了他灿烂的政治历程，而反共产主义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的立场一是以攻击杜鲁门政府和支持院外援华集团为标志的“亲蒋”，二是以号召在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中与共产主义决战为表现的“反华”。尼克松在1948年和1950年分别写过两份报告，阐述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前一份报告主要是呼吁支持国民党蒋介石；而后一份报告则谴责国务院丢失了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亲蒋反华只是尼克松的一种政治姿态，是为共和党和他自己的政治需要服务的。
（一）在公开表明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尼克松并不看好台湾“反攻大陆”的计划，他认为台湾没有希望“光复”大陆。
（二）在鼓吹美国坚决与共产主义决战的同时，尼克松也呼吁与中国开展贸易。1956年尼克松访问香港时告诉香港总督葛量洪，他认为保持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是重要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贸易，因为要做生意的话，“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中国人和美国人……将不得不彼此接触” 。
（三）在坚持反华立场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尼克松认为还有其他选择。在1954年8月18日的第211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提出了 “强硬共存” （tough coexistence）的主张，即一种介于战争和绥靖之间的政策。
（四）在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傀儡的同时，尼克松也注意到了中苏分歧的一些苗头。他认为“强硬共存”从长远来说是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的最佳方案。 当然，尼克松真正认识到中苏分歧对美中关系的价值是在六十年代后期。
以上分析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尼克松进入政坛之时，冷战伊始，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狂热，麦卡锡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登峰造极的标志。而尼克松是一个识事务的人，是一个很会跟随潮流的人，他选择反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坐标，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吻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尼克松作为共和党的政治新星，他所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行动与共和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尼克松也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他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这成为他后来改变自己的立场的注脚。
1960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候选人进行了激烈较量，并在竞选中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反共宣传。但此时反共产主义已不具备冷战初起之时的“魔力”，尼克松也没能提出在内政、外交方面任何新的政策设想。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入主白宫。
尼克松不得不接受落败的事实，考虑自己的将来。但他并没有从心里放弃他的政治梦想。在野期间，尼克松十分关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他对美国一步一步地陷入越南战争，是一种复杂的态度和心情，也注意到了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某些细微的变化。他表面上不声不响，冷眼旁观，但内心却在暗下决心，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当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调整对华政策上优柔寡断之时，各种国内国际的因素却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进行对外政策的调整。对美国全球战略影响最大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和越南战争，前者促使美国的决策人重新思考它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而后者迫使美国为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因美国陷入越南战争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激烈冲击，动摇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尼克松看到了这些变化，认真地思考着，并渐渐地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也在悄悄地改变。
1963年到1967年间，尼克松访问了大部分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他与各国的领导人及其他知名人士都谈到了中国问题。正是这些访问促使他改变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形成了新的外交构想。之后，尼克松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新思路出现了，那就是强调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超过了强调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967年10月他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在文章中，他表达了以前在公开场合从未表达过的观点。他虽然仍然强调要在亚洲及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采取强硬立场，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要调整它在亚洲的整体战略，通过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影响亚洲事务。他认识到美国迟早要同中国打交道，美国的任何亚洲政策都必须要“赶紧抓住中国的现实”，为了达到美国的长远目标，美国“负担不起让中国永远地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所以，尼克松建议制订“一项严格约束的、无报偿的、能顶住压力的、有创见性的政策，促使北京认识到，如果它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定律，保证对其自身有益。”
尼克松的这篇文章与总统竞选活动有极其重要的联系。他知道，要想赢得这次选举，他必须要有能令人信服的新政策，而不能只是玩弄政治手段。当他仔细观察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时，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并以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形象、新姿态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结果，他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尼克松的新形象、新观点得到了美国公众的认同。而尼克松对世界的新认识，包括他对中国的新看法，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形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然的趋势，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国内政治的因素、尼克松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以及他的个性与风格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尼克松的改变是因为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共产主义阵营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尼克松知道，无论是谁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必须要与苏联进行谈判，也必须与将要成为另一个世界大国的中国进行交涉。尼克松认识到，任何反对与共产党国家进行会谈的僵硬做法，像他在1960年做的那样，“都不切合今天的实际。”他说：“当形势变化了的时候，任何聪明的人都会改变其对问题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其次，尼克松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为了准备1968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旅行，以及静悄悄的组织工作。他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动向，也对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
第三，尼克松知道，要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要考虑苏联因素和中国因素。自从约翰逊在1963年继承肯尼迪的越南政策以来，尼克松已经成为“政府外最有影响和最畅言无忌的鹰派人物之一。”他一直向约翰逊政府施加压力，鼓励美国在越南继续战斗并使战争升级，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给自己挖了一个无底洞。尼克松这时则批评约翰逊政府对战争“处置不当”，他开始认识到，美国要实现从越南退却，必须考虑中国因素。
最后，尼克松的变化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自进入政坛以来，尼克松一直是坚决维护共和党的利益的，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温顺服从的政治傀儡，他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尼克松也是一个敢于冒风险的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种性格使他可能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另外，尼克松也是一个不服输、不言败的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高政治权利的追求，他的梦想是要成为白宫的主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别无选择，只能顺应时代潮流，面对现实，迎接挑战。
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改变态度，并不是说他已经抛弃了他所持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世界的敌人的信念，相反，他想要做的是与共产党国家接触、建立联系，用一种可行的、和平的方法去遏制，并通过接触施加影响。尼克松成为了美国最高行政长官，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对他说，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话题，而是具体的国家关系和政策的对象。尼克松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历史的机遇。他的决定将不仅影响美国未来的发展，而且将影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尼克松政府实现了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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