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统时期：以大国均衡战略为基础的现实主义
总统时期，尼克松的中国观具体体现在了他的对华政策上。尼克松已经决心要在对华政策上有所突破，并从进入白宫之日起就开始寻找与中国接触的机会。为了实现外交上的抱负，尼克松决定由白宫而不是国务院作为外交决策的中心，并任命亨利•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帮他实现在外交上有所突破的愿望，基辛格不仅成为尼克松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历史上对美国外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如迈克尔•约瑟夫•史密斯所指出的，“理查德•尼克松邀请基辛格离开哈佛学院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日，就是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占上风之时。” 基辛格是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试图“为新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创造一个新的版本。” 尼克松虽然不懂得更多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但他具有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在他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的以下一段话就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用一种稳健的外交政策去维护我们的长远利益。这种政策越是基于对我们的和别人的利益做出现实的评价，将越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事务中起到作用。我们不要深陷于世界事务中，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我们又有责任，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深陷其中。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其他。
尼克松和基辛格有共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将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中心，亦即世界的五极。他们认为美国对待苏联和中国，不能仅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而是要以不受第三者干预的双边利益为基础。这是贯穿尼克松整个后半生的基本思路。
为了实现对华政策的突破，尼克松上台以后，即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准备活动。一是由基辛格主持内部研究，为政治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设法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触；三是逐步放出政策气球，试探国内外的反应。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当尼克松政府在积极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在慢慢地转变。最终，“乒乓外交”为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并与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具实际意义的会谈。双方直接、坦率和诚恳地讨论了各项感兴趣的问题，而且表达了各自的基本立场。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会谈是成功的，尼克松对此次坦率的会谈相当满意，超过了他的预期。周恩来也很高兴，因为双方陈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也讲出了不同领域的分歧，并找到了达成共识的基础，并赞扬此次会谈打破了外交惯例。 《上海公报》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打开了互相交流与了解的大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尼克松能够实现对华政策的突破，最重要的原因是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那就是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同时，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正是这样的基础为中美新关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精心的准备、中国方面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双方将台湾问题予以搁置，都是尼克松访华成功的重要因素。尼克松顺应历史潮流，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启动并加速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幸福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一直以来，尼克松醉心于外交事务，也希望在外交事务上树立起自己的伟大形象，凭借他的政治敏感和对国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实现了对华政策的重大突破。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是划时代的成就。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在七十年代，鉴于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困境，中美之间实现和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贡献在于，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共同努力，加快了这一进程。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非是他呼风唤雨的杰作，而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国政府的响应和协作的结果。
帕特里克•泰勒认为，自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轻松愉快的神话”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今后的二十年里，“再不会有重大的国际决定在没有三国领导人共同参与的情况下于莫斯科、北京或华盛顿做出”。 泰勒的断言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尼克松访华为新的中美关系开辟了道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荆棘，中美关系的航船还不会一帆风顺，1973-1974年中美关系出现的所谓的“冷冻期”和“平台”现象，则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除了水门事件这一客观原因以外，中美关系呈现出复杂性，还有其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脆弱的基础经不起风吹雨打。
第一、中美之间在彼此隔绝与敌对二十多年后重新交往，面临的是很多预想得到和预想不到的问题，彼此之间的缺乏沟通、理解和信任，也导致只能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尼克松政府从没有对华政策方面的具体计划，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在他访问中国前，尼克松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1971年11月尼克松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也说，他主要是从长远来看待中美关系，他不认为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会对台湾问题或其他问题产生立即的影响，并认为他的访华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 既然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可能使整个过程中断，而水门事件就是这样的偶然因素。
第二、由于新的中美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对苏联这一共同利益，因此苏联因素对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尼克松政府则一方面利用中国对苏联大兵压境威胁的忧虑，希望借助与中国和解，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并把中国作为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又利用苏联对美、中联合的担心，对苏联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取得有利地位。因此，在尼克松时期的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总是试图尽力拉拢一方，向另一方施压，从双方都得到好处。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在使由两极统治的战后格局变成美、苏、中三角格局的过程中，美国应当主导三角关系，美国要“与两个共产党大国保持密切联系，而不是让它们互相联系紧密”，从而使美国有最大的选择余地，并“保持策略上的自由与灵活，并保证对最后行动的决定权。” 例如，1969年9月底，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美国出席那年的联合国大会时，尼克松指示基辛格：“这是开始另一个中国行动的好时候。” 尼克松也曾对其白宫幕僚H•D•霍尔德曼说过，整个中国行动都是针对苏联的游戏，“是用与中国关系的解冻来让俄国人发抖。” 美国始终视美苏关系高于美中关系，如尼克松甚至告诉他的助手，如果他既不能在与苏联达成战略核武器禁试条约方面有所突破，又不能实现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在短期内看不到希望的话，他就会干脆在1971年秋访华！而当苏联再次推迟美苏首脑会谈时，基辛格就想用宣布尼克松访华来刺激苏联。
毫无疑问，尼克松成功的北京之行有利于1972年5月美苏首脑第一次会议和两国领导人签署第一个限制核武器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1）的顺利进行。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进行了美苏第二次首脑会晤，美苏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PNW），之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的积极性有所减弱。中国对此高度警惕，从来也没有完全消除它对美苏勾结，共同对付中国的怀疑，也担心美国“可能是通过站在中国人的肩膀上去接近苏联。”基辛格则解释说，美国对苏关系的本质意味着美国要采取“比中国复杂得多的政策，而中国只是一味反对就行了。”美国正在设法与苏联达成协议，但美国决不会受制于此，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基辛格还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苏联的军事集结在继续，美国就会保持强有力的防卫能力，并改进自己的战略力量，并且在关乎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会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当基辛格断言美国不愿意鼓励苏联进攻中国时，他又在强化中国对苏联的担心。通过强调苏联的威胁，基辛格成功地使中国领导人从长远考虑中美关系，而没有急于实现正常化。
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在最初之所以能够达成《上海公报》，是因为双方同意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仍然是力图保持台湾现状。1974年1月29日，基辛格的主要助手恒安石和洛德向基辛格汇报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要在正常化过程归结为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保持与台湾最大可能的联系”。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不愿意放弃台湾，而要在中美关系中留一个尾巴，这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仅仅归咎于历史，也不能说明问题。它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全球战略和外交策略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东战争和西方石油危机支配了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也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顺利进行。
总之，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始终是尼克松政府谋求与中国和解的基本动因，但迎接时代挑战，建立名垂青史的业绩，也是尼克松的动机之一。他相信在中美之间敌对22年之后，没有什么比得上使中国重新建立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了。打破隔阂，实现和解，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在遭受水门事件而下台后，在晚年重返美国政治生活圈子，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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