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进行了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实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使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成为二战后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化的分水岭。美国这次外交政策调整的重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是以结束越南战争为核心，制衡苏联为重点，和解中国为突破，希望以最小代价的让步，取最大限度的收获。结果，尼克松以外交成就卓著而载入史册。其中，他的对华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与隔阂，共同写下了两国关系辉煌的新篇章，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其开创性的业绩，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达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共识。然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也非完美无缺，深入探讨其中的矛盾、局限，以及潜在的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尼克松政府面临的难题与抉择
当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他所面对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有人甚至认为它几乎不亚于美国内战造成的分裂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在国际上，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国际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在国内，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对战争的厌倦与对政府的失望，弥漫于整个社会，冲击着已受到削弱的美国政治与经济。理查德•桑顿准确地将尼克松政府所面对的形势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在财力方面，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第二是在国力方面，美国丧失了战略武器的优势地位；第三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遏制政策已面目全非；第四是在国民意志方面，美国的民意已分崩离析。
1968年11月，当尼克松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而进入白宫之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当政没有寄予很大希望，不指望他在稳定政局、恢复秩序方面有什么大的作为。然而，卧薪尝胆、蛰伏待出八年以后，尼克松已经修正了一些顽固、死板的观念，有了审时度势的自信。从决定角逐总统职位之日起，尼克松就开始密切留意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他认识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越南战争所拖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无法发展自己的经济；具有伟大法制传统的国家陷于空前的混乱；以机会均等而闻名的国家被种族间的暴力搞得支离破碎；甚至，美国的总统因害怕遭遇敌视的抗议行动，而不敢到国外或在国内的主要城市旅行。” 当选总统以后，他自然需要立即着手解决以上问题。
在对外政策方面，尼克松政府的处境十分困难，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深深知道，如果他在第一任期内在这方面没有进展的话，他将不会有第二期的连任。而他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战，自冷战以来，苏联就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在六十年代后期，趁美国陷于越南战争，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改变了六十年代初美国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形成了两国均衡的形势，到1970年，苏联在陆基导弹方面，甚至已占了数量上的优势。对此，尼克松政府希望在收缩美国外交的同时，与苏联缓和，通过谈判，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
尼克松曾希望能在上任后一年内结束越南战争，起初，他希望借助苏联的影响，向越南施加压力。在一次与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的私人谈话中，尼克松曾说道：如果苏联能够减少他们向越南的武器供应，越战可能会很快结束。他甚至说，如果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代价是允许苏联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也是一笔值得考虑的交易。” 但是，正在加紧与越南发展关系的苏联没有给予尼克松政府任何回应，于是，尼克松把目标转向了中国，他知道中国向越南的抗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道义、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如果美国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就有可能使中国减少对越南的支持和支援，争取早日结束越南战争，基辛格后来也承认，寻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为了“向河内施加压力，迫使北越达成对印度支那冲突的合理解决。” 与此同时，如果美国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便可以震撼和制约苏联，在中苏关系中打入一个永久的“楔子” ，从而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保持有利地位。可以说，解决越战问题和对付苏联，是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现实的需要。
除了迫切的现实需要以外，尼克松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忧，那就是要在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统” ，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衰弱只是暂时的，而且，美国负担不起让中国永久地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他1969年于《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中， 尼克松就呼吁让中国“作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他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五极之一，但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对世界和平潜在的威胁” ，他反复强调，使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是危险的，因为十年之内，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在其当政期间，尼克松也说过：如果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被排斥在国际秩序之外并与之敌对的话，就不会有安全稳固的国际秩序。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决心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突破。在就职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出访欧洲，一方面，他要向世人显示，并“没有完全被越南战争困住”，另一方面，他要做出“在与我们的敌人开始谈判之前，与我们的盟友协商”的姿态。在这次欧洲之行中，他就有关越南、苏联及中国的问题咨询了戴高乐的意见，戴高乐支持他从越南脱身，与苏联缓和，以及和解中国。 1969年6月， 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非正式的、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的外交政策演说，其核心就是美国将来应当避免再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麻烦，但要继续“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 ，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只“帮助他们打仗，而不是帮他们打仗” 。 实际上，尼克松主义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尼克松政府将采取较为灵活的对外政策。
早在1969年1月他宣誓就职前，尼克松就告诉他的老朋友弗农•沃尔特斯， 他作为总统想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起与中国的关系。在就职之后不久，他又告诉马里兰州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我们将花大力气发展对华关系” 。 尽管尼克松已经有了和解中国的愿望，但是，要打破两国之间长期的隔绝与敌对却非易事， 尼克松政府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