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家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1] 而国家身份定位，则是指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一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或位置的看法和估计。国家身份的准确定位是一国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证，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自建国至今，新中国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对自己曾有过多次定位。不同的国家身份定位，不仅是新中国对自身认识程度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外交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外交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的著述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笔者试就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问题阐述自己的一些看法，并通过对该问题的分析建立起对新中国外交的一种新的认识分析框架。
一、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演变进程
自1949年开国后，伴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动，新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定位主要经历了四次变化。具体演变进程如下：
1、建国初至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
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就亲自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认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交割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 在“一边倒”方针的指导下，建国后不久，中国就与苏联签订联盟条约，加入“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可以说，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将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这种定位的根本前提是意识形态的认同。
根据社会主义的身份定位，新中国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但在建国之初，中共领导人还并不认为新中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认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4]或新民主主义国家。直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建立后，新中国才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如此，新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定位在1956年前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5] 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使新中国明确了与前一类国家即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关系处理方式，与此同时，新中国还采取积极措施，搞好与后一类国家即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的关系。虽然民族主义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6] 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作用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由于它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也就是说，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定位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它只能满足新中国短时期的发展需求，从长远来看，它必将被其他定位所取代。
总之，社会主义的国家身份定位是新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所处地位和位置的首次探索。这一定位对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2、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7]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相互作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破裂，中国的战略依靠不复存在。由此，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认为，苏联已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承担反帝反殖的革命任务了。因此，在冷战对峙、中国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交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刻，中国作为原来仅次于苏联、此时政权已经巩固、经济初步发展的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就有义务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推进“世界革命”，以增强社会主义的力量。
在上述观念的指导下，原来主要针对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时被摒弃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打倒帝、修、反”的革命外交就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中国最终摆脱了由于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羁绊”[8] 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暂时感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失去了归属和依托。但很快，中国便重新明确了自己国家身份的定位。随着大批亚非拉国家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纷纷独立，中国走上了依靠和团结新兴民族国家的道路，并最终提出了自己理念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9] 把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不仅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而且希望能够影响和领导这支力量，强调自己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企图所造成的共同威胁。由此，中国对第三世界进行具体的军事、经济、技术援助。”[10]
“革命者”的身份定位是此前意识形态影响的继续反映和扩大，它大大偏离了国家利益的需求，因而是不能长久的。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定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需求，所以被继承下来。
3、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
经历了中苏对峙和中美建交后，随着老一代领导人的故去，以及从七十年代末起改革开放的实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现代化”目标[11] 取代过去的“革命”取向，明确将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与现代化的取向下，中国领导人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而是提出“不结盟”的新主题，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将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和第三世界保持一致，同时宣布自己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此时的外交战略是融入而非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这一点与上一个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是准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在这一定位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到80年代末实现对苏关系正常化，北方的威胁消除了；与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恢复了友好交往；同以色列、韩国等原“美帝国主义阵营”的盟国也建立了邦交；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也为平等互利的务实主义所取代。及至苏东剧变，中国没有再向以前那样批判其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本着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继续与转型后的国家发展友好往来。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中国90年代亚洲意识的苏醒奠定了基础。
4、九十年代至今：负责任的亚太国家
冷战结束后，在地区化与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趋势的情况下，中国的亚洲意识苏醒，改变了以前对亚洲地区主义淡然的立场，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地区主义成为中国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在地区主义战略选择的取向下，9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的基础上，中国更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身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亚太国家。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12]
在亚太国家身份定位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融入亚太地区，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关系，为亚太地区的进一步团结和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6年与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加入“东盟——中日韩10+3”框架，加速与东亚国家的区域合作；2001年，决定与东盟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在亚太国家身份定位的指导下，融入亚太地区过程中迈出的坚实步伐。
与此同时，中国还力求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任”，一方面指中国政府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在今天的对外关系中，就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要为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负责，在今天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主张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处理国家关系是要互利互赢，从大处着眼，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又要考虑对方利益。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与亚太经合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无作为以及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对照，中国坚持货币不贬值和对危机的有关国家进行金融援助。这是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虽然中国由此也受到了一定损失，但却使中国获得了亚洲国家的信任，为中国参与亚洲机制树立了良好形象。这次危机也使中国对亚洲的责任感和东亚意识加强。中国认识到，“中国与周边国家互为战略依托”，[13]周边尤其是亚太地区才是中国战略利益的重点。
负责任的亚太国家的身份定为，顺应了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时代潮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最可靠的战略环境依托。同时，“负责任”国家的追求，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更加成熟，而且为我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
二、影响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对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演变进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影响这种身份定位的因素做出概括。这些因素包括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方面。
在国内因素方面：
影响新中国国家身份演进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历史因素、国家战略目标取向的变化、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实力的变化四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因素。历史因素又可以分为古代因素和近代因素两部分：
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对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影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几乎一直是强国，中国的科技也曾领世界千年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居世界之冠。[14] 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的帝国体系，这种天下一统的格局构成了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似的分成等级的东亚世界体制”。[15] 时至今日，这种“华夏中心、四方夷狄”的强国心理仍然存在于许多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在经历了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后，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国家的强盛，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贯穿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从潜意识当中影响着中国外交定位的演进。在六七十年代，根据“革命者”的国家身份定位，“在一个想像中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16] 而现在，我们则以“和平崛起”的不同方式来实现这一理想。
在近代历史因素方面，从“世界中心”突然沦落为受剥削受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悲惨现实，造成了中国对于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强烈不满。正是由于这种不满，新中国在建国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一直以一种“造反”心态看待国际社会，对帝国主义者“欲除之而后快”，并期望最终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这种百年国耻的历史悲情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直到现在，使得我们仍经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
二是国家战略目标取向的变动。国家战略目标取向的变化对新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有重大影响。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作为一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争取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其当务之急。在“稳定”和“发展”的目标取向下，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在这个阶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都达到了。”[17] 但六十年代开始的“革命外交”则与国家利益产生了严重背离，导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横向比较，中国认知了自己在世界中的落后状况，在现代化的目标取向下准确定位了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身份，由此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为了在与世界的融合中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中国就必须对国际事务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因此，“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便又提了出来。这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对自身利益的一种新的认知。
三是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脱离过与共产国际（或苏联）的关系。“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18] 因此，建国初期，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当中苏之间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从此自己担当起推进“世界革命”的重任。“进入80年代后，中国认识到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阵线、决定亲疏的办法是靠不住的，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19] 在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四是中国自身实力变化的影响。在中苏分裂后，中国以“革命者”的面目在世界上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身实力的相对增强。到六七十年代，虽然中国的实力与发达国家和苏联相比还是远远落后的，但是相对于建国初期却已经有了很大增强。作为原来仅次于苏联、此时政权已经巩固、经济初步发展的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支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仅对越南一国，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20] 巨大的对外援助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对我国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能力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便成为一种客观要求。
在国际因素方面：
在考虑影响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因素时，国际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影响新中国四次国家身份定位的因素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冷战格局的影响。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影响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开始形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把世界分裂成相互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21]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和现实的考虑，毛泽东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可谓顺理成章。此后，美苏在冷战对峙中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对新中国自身的定位不断地产生着影响。这是新中国无法掌控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
二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二战后，随着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觉醒，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展开。这是当时世界潮流的一部分。马列主义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从一国范围内的问题变成世界性的问题，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国际资产阶级，因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22] 因此，作为在这个潮流中较早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新中国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上尚未或者正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曾说：“外界支持是必要的”，“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23]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刻，中国以一个“革命者”的面目，按照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定位，在世界上推行“革命外交”。对此，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曾评论道，在当时，“由于决定奖惩的‘民意’主要由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组成，中国对于外部批评是不屑一顾的”。[24] 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尚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的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终结，“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所以，在七十年代末，以发展为取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身份定位取代“革命者”的身份定为或许正好顺应其时。
三是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原子能、计算机、微生物和航天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推动世界生产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结束过去不公正的殖民主义的历史，而新科技革命则是在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未来。同民族解放运动一样，新科技革命也是当时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受“革命思维惯性”的巨大影响，在对于世界潮流的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上，新中国的领导人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或者是将后者看作是从属于前者。比如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毛泽东则只是从东西对抗——“东风压倒西风”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25] 而不深究卫星上天在科技以及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深层意义。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们才真正认识到新科技革命对战后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6] 的论断，开始充分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来为我国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经济建设服务。
四是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地区化作为当今世界的两股潮流得到迅猛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项重要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已越来越感到冲击和压力，认识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紧迫性。中国开始主动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亚太国家身份定位的前提下，将亚太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演变的特点
新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就经历了三次转变，这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罕见的。通过对每一次定位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身份定位演变的如下三个特点：
1、身份定位的连续性
新中国的四次国家身份定位之间虽然强调的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每一次的定位与以前的定位相比，又有着很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非绝对的断裂。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两种身份的定位上。
对新中国而言，社会主义的身份定位是根本性的。虽然对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有着前后不同的理解，但这种定位确确实实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它反映了新中国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不满。虽然我们不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这种秩序，而是通过融入到体制当中来逐步改造其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这是一种“改良”的方式，但可以看出我们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第三世界”这个侧重政治层面的身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这方面的战略需求，故被继承下来。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已不再提“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这种连续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评论道，“毛泽东和邓小平选集中的演讲及文章，一直到江泽民1997年对中国强大、统一、繁荣、走社会主义道路、民主、先进文化的呼吁，内容都大同小异。”[27] 同时，他把这种连续性归因于百年来中国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即强调稳定和统一、渴望独立、强调强大与安全、要求繁荣昌盛、建立平等的社会和要求尊严、得到尊重、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等六个方面。正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最终导致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连续性。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2、意识形态逐渐弱化
“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的根本前提，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两大阵营”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导致两大阵营之间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苏分裂后，为了实现“赤旗插满全球”的理想，革命外交一度占据了中国外交的主导。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影响体现得最为明显。从70年代开始，中国声明“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28] “当用‘站在哪一边’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时，往往以他们对待自己主要敌国的态度去处理同它们的关系，于是出现过外交上‘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是在对外关系中最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29] 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弱化。
当然，客观地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给自己定位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一直十分明显。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有人把调整后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称为“和平与发展”理论。这一思想强调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任务。由此，意识形态左右中国外交的局面被根本打破。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着眼点放在了发展与福利的取向方面了。国内学者秦亚青教授对此总结到，“中国国家身份经历着再定义的过程，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转化过程明显加快并持续获得动力，现在已经处于正向认同区域之内。”[30]
去意识形态化也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大大拓展了活动空间。中国政府在周边国家中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初步形成了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为共处亚洲的认同建构奠定了基础。因此，从90年代开始，在地区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的亚太区域化战略较为顺利地得到了实施，亚太国家的身份定位获得了成功。
3、在对比总结中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自从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实现独立和富强，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便成为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愿望。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国家的独立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这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国家主导下实施超赶型现代化战略的绝好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们却没有抓住。具体原因十分复杂。
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的指导下，我们曾认为世界被两个体系、两个市场所分割。社会主义市场体现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下各兄弟国家间的平等互利，而资本主义市场则充满了尔虞我诈，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对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新中国政治上“一边倒”的同时，经济上也是“一边倒”，加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事实上，两个市场的分割是不成立的。在苏联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各国间的经济交流不仅是不平等的，甚至是畸形的。它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抗衡。虽然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由于受国内政局的持续动荡、违背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对新科技革命的忽视以及与西方市场的割裂[31] 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失去了走上现代化的机会。
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虽然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过去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恰恰是没有主动、自觉地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对外开放。“在类似的条件下，有的国家发展的快，有的国家处理的差，这说明内因才是决定的因素”。[32] 邓小平也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3] 中国的国门在主动打开之后，发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由此明确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发展中国家的准确定位为正确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前提。由于对有了自己身份的清醒认识，因此，“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得以成功实现，中国已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四、结束语
总之，认清自己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并由此对自己作出准确的国家身份定位，是一国正确制定和执行国家宏观战略的前提。对于新中国而言，这种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曲折的。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新中国就经历了四次国家身份的转换，最终才对自己的国家身份作了比较准确的定位。应当说，“发展中国家”和“亚太国家”这两种身份定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中近期内将会保持不变。从国家身份定位的角度分析中国外交是对新中国外交的一种新的认识框架。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调整，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使我们对新中国外交的历次调整可以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新中国国家身份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互动的结果。由于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国际秩序的逐渐变动，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中国的国际地位从长远看仍将会有变动，并由此而导致的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的改变。由于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和平崛起”战略的成功实施，从现在起我们就应着手研究中国崛起后的国家身份定位问题。这也是丰富和完善“和平崛起”战略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4页。
[5]《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2页。
[6] 同上。
[7] 一般认为“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所涵指的对象是一致的，只不过第三世界偏重政治方面，而发展中国家则带有经济色彩。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同时还认为，“第三世界”的说法还带有由于对现行世界秩序不满而产生的革命色彩，其出发点是先革命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种意味，其出发点则是承认现存世界秩序，先融入后发展。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分清这种区别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本文的观点。
[8]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 具体提出过程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页。
[10]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1]“现代化”的思想在60年代时周恩来总理就已经提出过，但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12] 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外交和对外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2日。
[13] 阮宗泽：《建构新时期中国的大周边外交》，载《解放军报》，2003年10月20日。
[14]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15]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16]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17] 同上。
[18]《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转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19] 李景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20] 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
[21]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22] 石仲泉：《“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承》，载《天津日报》专副刊，2002年7月1日。
[2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5页。
[24]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25] 具体阐述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5页。还须指出的是，中国1956年就曾制定过“12年科学规划”，但这个规划把以军工技术为核心的国防现代化摆在了突出地位，虽然最终促成了“两弹一星”等军事科技的成功，但其最终结果不仅没有提升科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反而是经济为国防让路，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27]［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29] 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30]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
[31] 当然，中国与西方市场割裂的责任西方也要负很大一部分。因为新中国建国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使中国不得不将经济交往的对象主要面向社会主义阵营。
[32] 俞新天：《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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