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2]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3]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4]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5]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6]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7]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8]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9]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0]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1]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2]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3]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14]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5]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6]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17]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18]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19]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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