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为什么会不断加快？人们大都从农村的内部矛盾和领导者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原因，而对加速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与加速农业集体化的相互推动作用论及较少。实际上，作为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的农业，它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工业化总战略密切联系着。孤立地谈农业，不足以了解问题的全部。如果能把握国家工业化战略同农业的关系，则不仅有助于了解农业集体化不断加快的原因，而且可以为我们全面认识此后三十几年农业发展与农村政策的演变提供一个宏观视角。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农业集体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要实现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有限的农业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的需要与落后农业的矛盾是无法摆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一般由于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则更加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程度。
一般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经历了轻工业、基础工业到重加工业的不同阶段，伴随工业化发展过程的，是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应提高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缩短国家工业化的时间，越过轻工业发展阶段，采取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实行对于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大都带来了对轻工业尤其是农业的牺牲，造成了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看达到相当水平，从人均收入和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看又处于低水平的二元产业结构。而这种战略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快重工业建设。这种体制在农村的基础，就是农业集体化。
我国走的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一方面是对苏联经验的借鉴，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我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关。建国以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的威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形势更趋向严峻，要求我们更多地注意国防建设。但当时我国不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种状况难以适应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独立的要求。而且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依靠进口来实现对国内产业的装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时选择重工业为重点是合理的，也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然而，这就决定了人民必须忍受某种困难。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报告中说：“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
我国的工业化，虽然得到苏联等国的援助，但基本上还是在没有外部积累的封闭型经济中起步的。“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１３５４．９亿元，国外贷款仅占总收入的２．７％。 这个比例说明，我们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获得资金。国内积累从何而来？１９５２年我国农业产值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５８．５％，农业人口仍占８７％，而且轻工业原料的８０％取之于农业，其产值有相当部分由农业转移而来，其利润主要是在农村实现的。因此，国内积累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农业中来。虽然我们党与苏联党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政策出发点不只是国家工业化，而且是为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与落后的分散的个体农业之间的矛盾，是不能回避的。这种矛盾的深化，便在客观上蕴藏着加速农业集体化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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