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者，全局性谋划也。所谓对外战略(或称国际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实现对外目标的全局性谋划，是驾驭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门艺术。
二战以后，国际格局为何物？概言之，就是东西方冷战的两极体制。其中又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其间50年，世界风云变幻、分化组合，尤其是第三种力量的崛起，推动着世界向多极化演变，但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轰然崩塌之前，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战后体制，没有走出冷战阴影。
新中国建立昭始，正逢冷战对峙走向白热化。此后40余年，始终面对着一个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或者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或者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视，或者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从1949年至8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曾经有过4次对外战略的抉择和演变，这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反应，也是对国际环境特定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国际矛盾、借重于某种国际力量以增强自己的安全地位，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避免受制于美苏两大国的任何一方，在国际事务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
(一)
50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一边倒”，即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其实质是联苏抗美。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作出的第一次对外战略的抉择。
从理论上讲，建国之初的对外战略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倒向美国？决不可能。能否像印度独立后宣称的那样奉行中立政策？国内外都有这种善意的建言。然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中国与印度尽管都是新独立的落后大国，但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有重大区别。印度可以相对置身于两强争夺之外，中国不能。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把印度的中立政策视为自己的威胁，中国若奉行此道，则将有腹背受敌的可能。既不能消除来自美国的威胁，又可能引起来自苏联的猜忌。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需要寻求国际盟友，在国家重建和发展中，也需要寻求国际经济援助，在冷战对峙的环境中，这种支持和援助，惟有从苏联可以得到。
从实践上看，50年代中苏结盟至少得到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安全上的，一是经济上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同年12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说：“中国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
还有一点也许被忽视，正是实行了“一边倒”方针，使建国之初在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切断旧的屈辱外交的脐带方面，获得了主动权，减少了外交纠葛。而且，顺利地从苏联人手里收回了东北地区属于中国的各项主权利益。倘若不是中苏结盟，苏联能否如此痛快地放弃它在东北的权益，还当另说。
中国与东欧国家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但各自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参加类似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集团。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坚持了独立自主，国防和军事指挥权更不容他人染指。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是巩固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但并不受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限制，而是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十分重视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特别是与邻近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实行区别政策，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
中国外交当时“一边倒”的同时，甚至并不排除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是想把建交日期推后。然而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走上了尖锐对抗的道路，美国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中美建交成为不可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从英国开始改善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对抗，没有取得预期进展。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发出的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和解姿态，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谈是谈了，但当时的美国看不起中国，它可以与主要对手苏联讲“缓和”，而对中国的政策却十分僵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包围之势。这迫使中国在50年代后期采取了强硬的反美策略。50年代中美尖锐对抗的局面，并不是建国前夕，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时所预期的。
任何结盟都不是无隙可击的。联盟内，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联盟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别、矛盾和冲突，盟国之间经常存在的“被抛弃的恐惧”和“被拖下水的恐惧”，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外政策的分歧等都可能导致联盟的削弱和决裂。
中苏结盟也难以超脱这种规律。所不同的是，中苏结盟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点，还以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在国家关系之外还有党际关系，中苏两国领导人既是盟友又是同志。这种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以使结盟更加牢不可破，其实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一国的国内政局和内外政策的变动，都会波及他国，因此，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共同协商和协调行动的要求，形成了一个中心、一种战略、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然而，联盟越是强求一致就越易走向瓦解。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粘合剂而是腐蚀剂，任何分歧一旦变成“主义”之争，就难以弥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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