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解决倾向性问题的柔性政策
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整合文艺队伍的期待并非一如其愿，它遇到了文化界正在复活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挑战。反映文革时期的悲惨故事，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在1979年出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作品。上面提到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和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都引起轰动和广泛共鸣。这类作品还有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 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等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写出这个社会讽刺剧。1979年8 月《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发表，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并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剧作者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由《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发表。剧作者十分大胆、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该剧本讲述公安人员尚琪认真调查高干子弟王海南被人故意伤害案，发现真正对王海南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街头几个小流氓，而是他位高权重的父亲。由于迫于权力的压力，调查被迫终止，调查者尚琪也遭被捕。作品揭露“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私自越境的儿子不被法律追究而且一个电话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把年轻女护士李丽芳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和殴打，李丽芳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新婚后离婚，沦为女流氓……。尽管剧作者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很容易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
伴随批判性作品出现的是，争论再起。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在批判历史的话，那么，批判现实的作品则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人妖之间》发表后，受到读者高度的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但也有一小批人切齿痛恨。张光年日记（1979年9月6日）记载：“前天《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了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车上四位旅伴看了，都认为好，在军队干部中可能引起震动”。 在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对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小说〈飞天〉等几件作品议论纷纷。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官员为“一些低沉的、不健康的甚至有错误的作品”的出现“忧虑不安”，“有关部门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四次文代会后，中宣部文艺局给胡耀邦作了汇报。胡的方针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他在批示中“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批评文艺局“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他强调，对文艺界一些倾向性问题要疏导，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光是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四次文代会闭幕之前，胡耀邦与周扬、朱穆之等商议，专门开一个座谈会，来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对几个作品的争议。这个被称为剧本创作座谈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历时22天。会议是受中宣部委托，以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20人，包括在京的文艺单位和上海及部分省市代表，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列席者100余人。胡耀邦主张12月开，周扬提议多准备一下，过年再开。会议由周扬领衔，夏衍、陈荒煤、张庚、贺敬之等参加组成领导小组，贺敬之主持。会议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当前有关文艺理论问题。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一些人相当紧张，心存抵触，有的准备挨整；有的打算见机行事，情况不妙就提前退席；一些人甚至因不同看法在会上发生了口角。社会上同时流传一些说法，如说“中共某领导指名批评了五大毒草”，“某作家已经被捕”等等。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紧张气氛逐渐消除，因为主持者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打算退席的不退席了，发生口角的人握手言和。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等领导小组成员都在大会发了言。对于〈假如我是真的〉的看法分歧也在缩小。多数人肯定作者敢于大胆触及时事，动机无可厚非，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但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骗子充满同情，把干部的不正之风写成迫使骗子犯罪的主要原因；二是把被骗干部写成骗子的教唆犯。同时讨论了歌颂与暴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问题，以及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对文艺作品的责难是不适当；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和编辑听不得一点批评，把不同意见都看成“打棍子”，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统统叫做“横加干涉”、“竖加干涉”。
2月12日、13日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长篇讲话。他首先强调，“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他以谆谆善诱的方式向文艺界提出：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包括如何看待党、人民、军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内在规律、发展趋势和我们社会主导的前进的力量。“对于落后的、阴暗面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西，也应该反映。”但最终“要使我们的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谈到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写真实的问题时，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辩护说：“严重沾染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能代表我们政权的主流。”关于文艺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的问题，他说，干预生活的口号不是不能用，而要看怎么理解。干预生活必须能鼓舞、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能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失去信心。如果把干预生活看成用文艺创作同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就更不对了。他联系到〈假如我是真的〉的不同评价时说，这个戏剧现在还不成熟，有较大缺点。他肯定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建议作者在大家讨论之后，认真修改，“如果不好改，我赞成暂时停演”。他反复说，“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一种舆论，造成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耀邦说，“前天周扬同志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现在讲的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攀上三个高峰，会不会有人掉队开小差“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教训，决不能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
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倡导以平等讨论方式解决文艺界倾向性问题的一次尝试。在一定意义上说，会议是成功的。与会者对会议的形式和气氛表示满意，据说，对胡的讲话“反应强烈”，认为“讲话旗帜鲜明，循循善诱，既坚持原则又推心置腹”，〈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沙叶新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写出令各方都十分满意的话剧〈陈毅市长〉。 胡耀邦的用意是良苦的。一方面他要考虑来自党内的批评压力，规劝文艺界自己来纠正“不良”倾向；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再使文艺界受到伤害，更不愿损害刚刚出现的文艺的繁荣。他想告别过去，创造出一种以平等对话的方式来领导文艺工作和开展文艺批评的新经验。胡耀邦的努力得到大多数文艺家乃至知识界的赞许，但从总体上说并不成功。一段时间，揭露创痛、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作品继续出现，引起了党内一些人的担忧甚至愤怒，同时对胡耀邦的柔性政策很不满，批评他对文艺界、对知识分子“太软了”。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原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发表时有删节。现予恢复，并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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