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短短两年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它又是怎样在决策层取得共识的？
首先是实践的推动。经过几年改革，中国经济的构成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到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极大的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农村改革对中国走上市场化的先行示范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扩展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机制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生存于计划外空间，它的异军突起是—个成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典范。国有部门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观管理体制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中国经济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制”运行的格局。这种体制的变化，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政界和理论界加快改革的呼声渐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 4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也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赵紫阳解释说：“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 1984年初，邓小平对四个特区的视察和他关于扩大开放的讲话，进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热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发布了“扩权十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不能持久，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
1983、1984年在国内兴起的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广泛讨论，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改革的舆论。西方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10月9日，赵紫阳提出要组织研究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他认为，这次新工业革命对中国向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时机用得好，可以缩短差距；漠然视之，就会被甩得更远。胡耀邦积极支持，要求各级领导“用心看一看”。国务院和上海市分别了专家小组研究对策。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几家机构联合举行“新的产业革命及我们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984年3月起，中央、国务院机关开办了20期的系列讲座。全国兴起了一个热潮。专家及部门提出的对策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行的体制、经营思想和低效率状况确是一个严峻挑战。面对挑战，必须加速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改革确定方向。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就开始起草。改革思路的突破就出现在起草过程中。吴敬琏回忆说：最初一个多月搞出发一个提纲，还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在向胡耀邦汇报时，胡对提纲很不满意，更新调整了起草班子。这时，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马洪受命组织院内的几位学者撰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原来以为会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某位老同志的称赞。这样，赵紫阳就在9月9日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了一封信， 就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征询他们的意见。赵紫阳在信中提出：“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将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当前和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邓小平、陈云分别于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陈云的批示还特别说到：“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 说明他的观点也是随实践而发展的。从这时开始，《决定》的起草工作有了新方针。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的提法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而是以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的方式提出问题。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再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这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阶段，也是改革者的一个策略。它使官方提法前后保持衔接，既有利于全党达到共识，又从实质上确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发展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高度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道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陈云也表态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决定》的通过，标志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
载《当代中国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4期，此为删节稿。全文约30000字收入章百家主编《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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