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1956年：“百花运动”中的文艺界

1956，毛泽东接见巴金、周信芳等人．

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对于动员民众的特殊作用。建国以后，文艺界自然成为中共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建国前夕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旗下，同时改造 “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国以后，毛泽东亲自发动了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新红学”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文艺的日趋萧条。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开式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特别是胡风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采用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其影响不只是毁灭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更造成了一种肃杀的空气。1955年底，夏衍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文艺界的落后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文学家们的“激情似乎已经减退了”，以至报上发表“全国粮棉产量创造历史上最高记录”这样的“大消息”，“也引不起兴奋和欢悦的微波了”。[2]只是夏衍不愿指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倒是《文艺报》发表的一封来信指出，这种现象“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期开始萌芽，最近四个月才比较突出”。[3] 多少触及到问题的真相。

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文艺界基本不在领导人的视野之内，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文艺界的影响似乎不大。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前一天，195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进行批判和斗争”。“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4]

然而， 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中共知识分子会议鼓舞了他们，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兴起，也激发了中国作家。他们开始对文艺界的沉闷和文艺的萧条公开表达不满。

一、第二次中国作协理事会:文艺政策酝酿松动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200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韬等作了书面发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问题，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中共领导人接见、照相。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发消息，并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这次作家协会理事会可谓“盛况空前”！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意。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5]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周扬的报告态度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萎缩’、“枯死”的只是一切反动的文艺而已。”周扬虽然也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但把文学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报告说，“在文学艺术工作上，也像在其他工作上一样，右倾保守主义曾经是我们前进的最主要的障碍。”这不过是在响应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号召。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6]这完全回避了问题的症结。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造成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唐韬的书面发言，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7]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到：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重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8]罗荪也对文艺批评状况表示了不满。然而，周扬的报告没有从领导的角度作一句自我批评。他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回顾了1954年以后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同胡风集团的斗争，甚至得出 “革命文学史就是一部和各种反动的‘理论’和‘派别’作斗争的历史”的结论，宣称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对文学上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扬虽然也批评了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提出还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但他却把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等的一切问题的责任，照旧归之于作家。诸如青年作家缺乏经验；有经验的老作家又对新生活不够熟悉；很多新题材作家不容易驾驭。等等。[9]会上的多数发言也都随声附和周扬的报告，丝毫不敢触及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文艺领导中存在的问题。[10]这表明经过胡风事件，文艺界仍然惊魂未定。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还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天才”。当然，刘白羽还讲到一些别的话，如要扩大写作的题材和体裁，要开展“自由讨论”。他说：“作家选择什么题材，这是完全自愿的事情”。[11]这与周扬的报告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很不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刘少奇，先后两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谈文艺问题，这在建国以后是少见的。黎之回忆说：“就我的印象刘少奇很少对文学工作发表意见。”“虽然是在30年代他化名莫文华写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就两个口号之争发表过意见，但在解放以后单独接见周扬等人谈文艺问题，是很少见的。”[12]3月5日，刘少奇偕同陈毅接见周扬、刘白羽，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刘注意到一些作家“没有社会主义热情”的问题，他说，“那怕是极个别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刘的谈话，中心是讲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干涉”问题。他承认“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他提出，“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负责同志讲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陈毅插话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风格”。刘说，“很同意”。[13] 3月8日，刘在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的汇报时，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个意见。在谈到文艺批评问题时，他说，“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怎么办？”他提出，“若是随便讲几名，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当然组织决议还是要听的。既然是决议案，那就要服从。”他说，“不这样，大家就无所适从。” [14]显然，刘少奇是看到了由于政治上的过多干涉带来的后果，特别是看到“负责同志”的意见造成了文艺家们的“无所适从”。刘少奇希望通过把“组织决定”与“个人意见”加以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时期，陆定一的思想开放度在周扬之上。对于周扬文章中提出反对公式主义、自然主义的口号，陆定一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在4月25日的中央会议上，陆定一说：“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告诉过他，我说不要搞什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不要搞反对，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政治思想要掌握，一个公式主义，你怎么反对？”“为什么只要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在陆定一看来，繁荣文艺不是在作家中间反对这反对那，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更为重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上所说，这与陆定一的推动有相当的关系。

其实，周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作为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的忠实执行者，他必须维护这些运动，但一位接近他的人回忆说，“周扬内心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就很难说”。当时有人私下里对周扬的议论是：“在政治上他是‘左’的，艺术上持着公正的见解”。[15]在反胡风的问题上周扬是不让步的，这不仅因为他“身在其位，不得不如此”，[16]也因为他与胡风的历史分歧和宗派纠葛。但他也不愿把文艺界搞得死气沉沉。另一位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17]在听了刘少奇3月5日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后，“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 [18]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周扬喜形于色。他认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其实，“百花齐放”这句口号就是周扬提供给毛泽东的。1956年 4月28日，毛泽东讲到“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时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19]可见，周扬的思想具有两面性，尽管“左”的因素始终是主导的一面。

二、戏曲领域的“百花齐放”

文艺“百花齐放”首先在戏剧领域得到了反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繁荣戏曲表现出共同的兴趣。中国的戏曲传统极为丰富。据新中国成立时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5万个剧目，戏曲是民间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建国以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三原则（政治上有益，政治上有害，政治上无害）开展剧目整理和戏曲改革。禁演了26个“有害”剧目。[20]也许出于个人对传统戏曲的喜好，毛泽东对戏曲改革的要求较为缓和。1951年关于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就是专为戏曲整理和演出提出来的。然而，1950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工作的指示〉提出：“人民的戏曲是以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戏曲应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在单纯强调戏曲的政治功用的指导思想下，戏剧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本体功能与价值严重地被忽视。在以后的几年里，戏曲工作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关照，传统戏的改革急功近利，清规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剧目越来越广，一些古老剧种无以存续，自生自灭。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以后，民间剧团国营化的压力很大，许多私营剧团和民间艺人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状况都表示出不满意。3月8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重点就是关于戏曲工作。他讲到影响戏曲发展的两个问题，一是剧团要不要全部国营？一是如何进行戏曲改革。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团全部国营。他说，“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他提出“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一个时期”。刘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刘说，“看了折子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可见，刘是认同戏曲的娱乐功能的。

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剧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我们应该批判坏的、歌颂好的。”“主流是歌颂光明的正当的事物，副的方面是批判和暴露坏的。”[21]周的这个思想尤其反映在他对改编古装昆剧《十五贯》的高度赞赏上。正当中共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适逢其时，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22]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散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4月25日周再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23]5月17日，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举行昆曲《十五贯》座谈会。周恩来出席座谈会发表讲话。

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怎么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如此赞赏？从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中看出，《十五贯》对于贯彻“双百”方针，具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是为戏曲界百花齐放 “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是具有批评官僚主义的隐喻意义。同时，《十五贯》也为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的地方古老剧种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4月19日，周恩来在接见《十五贯》演职人员时说：“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谈到戏曲改革，周说：“百花齐放……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24]5月17日，周在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讲话，赞扬江浙昆曲和广东粤剧在“奋斗不息”中求得生存的精神，“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他赞扬《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它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强烈的民族风格。《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良好榜样”。周特别重视《十五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意义。讲话再次强调，《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25]

因为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明确态度，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作主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等也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的主旨是打破“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的上演剧目。刘芝明的报告承认，目前剧目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上演剧目贫乏、单调、质量不高，基本原因是剧目工作中受了许多清规戒律的影响。会议选择争论较多的《宁武关》、《四郎探母》等六出戏进行讨论。与会者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求发掘、整理剧目中应根据各个剧种的特点发挥其特长，按照它自己的发展趋向来促进其发展。二是要求放宽剧目的限制。凡是能起积极教育作用，能鼓舞人们精神向上，或能给人以美感上的享受和愉快的剧目，都应加以肯定。[26]会后，各地进行了挖掘传统戏曲剧目工作。据统计，到竖年春，全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27]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时间内，戏曲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有些地方甚至将26个禁演剧目开禁上演。以致有些研究者几十年后仍然认为有些过分。陈其光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有些地方“借‘大胆放手，开放传统剧目’之名，—股风地乱放剧目，好戏坏戏同上台，有的甚至将一些早巳被抛弃、被禁演的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恐怖、淫乱色情的坏戏如《杀子报》、《大劈棺》等26个剧目全部开禁上演。”[28]

三、文艺界对“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的批评

作家们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早已很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的质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兴起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展开了讨论。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到农村的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这部小说反映了苏联刚刚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共鸣。[29]《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会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30]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31]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32]参加讨论的都是“领导作家”，他们共同承认文学界不敢“写真实”这样一个现实，本身就表明文化界已经普遍地对文艺现状不满，尽管刘白羽等人仍然把责任主要归咎于作家本身。[33]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这篇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联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专论”强调，艺术认识与反映现实有其特殊的形式和规律，把典型问题仅仅规定为一定社会力量、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体现，就会脱离艺术创作的生动实践，导致公式化；典型不能等同于党性，典型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否则就会使人们以反历史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不能企图从任何一个典型中找到党性立场的表现；不能无条件地夸张现实生活中的正面现象，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社会的本质，否则就会抹杀真实的现实。[34]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共产党人》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对《共产党人》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而“专论”发出的“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揭穿内容贫乏的教条和公式”的号召，[35]鼓舞了中国文艺界的批评勇气。4、5月间，《文艺报》第8、9、10号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36]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它表面看来“很革命”，“能够迷惑人”。陈涌明确反对“千篇一律”地要求文艺为具体的工作服务，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表现在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服务，不能像要求一般的宣传教育一样要求文学艺术，文艺应该“唤起人们的美感”，“反映人们美的需要，美的理想”。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37]

教条主义文艺理论来自于对毛泽东〈讲话〉的偏狭理解。然而这时，还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个要害。尽管人们不难发现，“专论”的基本观点与胡风思想相近，讨论会上大家都敏感地避免与胡风联系起来。林默涵的发言不得不几次提到胡风，其用意却是要否认“专论”的观点与胡风的思想有什么联系。[38]会上有人提出，“学习‘专论’要防止胡风反动思想复辟”，担心胡风思想“借尸还魂”。[39]可见，“专论”的发表使中国文艺界领导层陷于被动，他们不得不跟上苏联的脚步，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阵地。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要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邵莹饿、吴祖湘、感克家、严文井、康溜、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40]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于愤怒。他们把文学艺术的落后归罪于这种“刀斧手”式批评家，批评一些批评家“顶着堂而皇之的名义，把本来无罪或罪不至死的作品判成死刑，务求把被批评者一棍子打死。”[41]前几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也发表文章，诉说对他的不公正对待。侯金镜的文章尖锐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42]侯金镜〈也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的文章，点名批评的对象是陈企霞，而陈企霞已经被周扬等人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看来，侯金镜等人选择批评对象是有所考虑的，尽管陈企霞批评小说〈腹地〉的文章的确是开了“战斗性和尖锐批评”的风气之先。

7、8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43]而作协武汉分会一些作家的意见最为鲜明。他们认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根源。主要表现在“忽视文学的特殊功能，机械地强调文艺为中心任务服务”；“由于片面地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作品写社会重大题材，写工农兵生活，片面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只能是先进的工人或农民，只能写他们的先进事迹，他们的生活又仅仅限制在劳动和生产活动的狭窄范围，排斥其他的题材，甚至是工人农民劳动生产以外生活题材。同时也片面简单地要求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而忽视文学反映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内容。”[44]

9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其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劲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杨恩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等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45]

秦兆阳、周勃、陈涌的文章都是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其中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尖锐之处在于：它对中共主流文艺理论的两个基石都提出了质疑：一个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此前人们只是批评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圣化，而秦的文章则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的必要性，文章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的总原则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现实主义的道路应当是广阔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文艺界特有的教条主义，是两种“庸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成的庸俗思想，一是中国特有的庸俗思想，这“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这又“主要表现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他肯定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但是反对要求所有作家和文学形式都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反对“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他认为，用艺术去图解政治只会产生概念化的东西。[46] 联系到胡风事件刚刚过去，秦兆阳对权威理论提出的批评是相当大胆的。刘绍棠和《探水者》文学月刊一批青年作家则提出，要“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突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文艺的中心对象是“人是生活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他们批评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认为作品“有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他们认为，“不通人情而能……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钟惦裴的文章主要从故事片的不景气提出问题，批评“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47]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伏彼起，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仲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48]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

四、“干预生活”：一批揭露和抨击社会问题作品的出现

“双百”方针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近20种之多，包括有全国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人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和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49]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也许是一批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这批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新生代作家来承担的。如青年作家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和青年诗人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他们大都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年轻幼稚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两种对现实的批判话语传统：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另一种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批判话语。[50]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可以视作革命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理想化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理想化的目光，他们用这种目光看待革命成功之后的现实，发现它并不象过去向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于是，从理想主义出发，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大胆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批评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其价值取向不是否定这种理想，而是努力于美好理想的实现。邵燕祥、公刘等对现实的批判就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贾桂香》等作品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热情衰退或者满足于上传下达，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观念对人的幸福生活的破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51]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 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王蒙时年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左翼文化是王蒙的基本思想倾向，但他对现实生活有敏锐的感觉，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又企图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个尝试。多年之后作者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52]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只有思想倾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宾雁、唐挚、王愚等人支持王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不过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53]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纪录稿记载：对王蒙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歌颂者主要是大学生和年青作家。在与会者中，侯金镜、张光年对作品有肯定有批评，而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康濯等人对王蒙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54]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55]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撰文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56]马的出发点是为中共组织辩护的，不承认中共内部特别是北京市不存在这种官僚主义，即使有也不能写成小说。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一次毛站在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57]1956年底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表态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就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58]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的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毛泽东批评了李希凡，说他的文章不能说服人。毛泽东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59] 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谈话时又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60]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王蒙小说给予肯定。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61]这时，毛泽东正企图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可是，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却被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