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称之为开放改革，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改革。对外开放，不只是引进资金和技术，也是学习和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过程。改革初期，中国决策层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各国情况和经验的系统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本文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为线索，并参考了其他重要资料，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编的《在风流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等，梳理改革初期（1978-1981年）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外经济学成果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忽视理论上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是建立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广泛的国际经验的背景，后者大大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自己的体制弊端，寻找改革的途径提供了丰富的外部经验和思想资源。
走出国门看世界带来的新信息
1977秋至1978年春之际，当中国领导人酝酿未来23年四个现代化的宏大规划时，意识到，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快自己的发展，“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1]对外引进的步伐明显加快，计划引进的总规模一次次地扩大。[2]与此同时，出国考察的任务也提出来了。1977年7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引进的报告，首次提出“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3]。起初，出国考察主要为了落实引进规划，既而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包括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目的是开阔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4]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团是1977年底袁宝华、李强率领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赴英国和法国考察企业管理。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潮。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5]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考察报告。
中国被封锁和自我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工作的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6]这些考察团看到的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象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7]出国考察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邓小平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8]当然，这种发展差距并没有使这些出访官员气馁，相反，所有出国考察人员回来后都信心爆满。[9]理由有二：其一，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所谓东亚“四小霸”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些国家中有些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重要资源条件也不比中国好，他们能搞成现代化，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更何况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其二，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急于同中国做生意不用说，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也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在政治上，西欧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在经济上，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中日签定长期贸易协定后，西欧五国很着急，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11]这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成套设备的规模。[12]
出国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13]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庄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14]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5]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在日本了解到， 1955-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出访者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16]在西欧看到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住房人均达20
这些情况促进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管理体制进行反思，强化了他们的改革决心。1978年9月，邓小平朝鲜访问回国途中，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在当时就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18]可见，1978年的出国考察潮对于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心改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为中国改革和发展寻找国际经验
如果说1978年还只是“出去看看”，开阔眼界，那么，1979以后出国考察目的性和专业性就更强了，这就是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道路提供国际经验。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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