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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频繁的出国考察的同时，国外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应邀来访。
我们从一份资料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中国政界和学界了解外国情况和经验的热情。从1979年创刊到1980年底，这份刊物共出400期，而用于刊登国外情况的期数即达179期，其中1979年达101期，超过总期数的一半。内容有各类出国考察团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来访专家学者讲演和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建议，国外各个经济学派理论和主要经济学家的介绍，以及收集整理的各国各类经济情况。涉及近4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两类国家，一类是美、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另一类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前一类国家中，日本显然是最受重视的国家。[23]开放之初，中国人对日本的经验特别重视。在出访目的国中，去日本的最多。邀请日本专家和学者来中国介绍日本经验，给中国提供咨询意见的人数也居首位。其次是美国，[24]再其次是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荷兰、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在后一类国家中，关注最多的有三个国家：一是苏联，一是南斯拉夫，一是匈牙利。[25]除了这两类国家，这份刊物还刊登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伊朗、蒙古、阿富汗、尼泊尔等亚洲国家和巴西、墨西哥、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等。这些外国资料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经济结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二是企业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三是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细分起来涉及几十个经济和管理领域。[26]可以说，无所不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界希望了解的范围。
学习西方先进经验，首先是从学习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开始的。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端和矛盾，集中反映在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上，多年来寻找出路，苦无良策。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27]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英时，谈到学习外国，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科学技术，一是学科学管理。提出“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28]领导人急切想了解外国是如何管理企业的。1977年冬，李先念就要国家经委袁宝华、李强到英、法考察，“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29]袁宝华等回国后向李先念作了汇报，李要求国家经委再组团考察日本的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国家经委组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向国务院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考察团介绍说，在中国“大跃进”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管理、新技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日本先学美国，经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点。与这些国家比，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方面更落后，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30]国家经委访日团回国后，于1978年底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任会长，邓力群任顾问。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系统轮训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有企业管理干部。参加第一期研究班的学员110名，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工交办公室)主任、副主任27名。[31]第一期研究班听取了国外企业管理经验，首先是日本经验的介绍，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到研究班作报告。
10月7日-11月3日，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有中央办公厅、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鞍山市委的负责人及大学教授。在美国考察和访问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5所大学的管理学院和17家公司，参观了农场、超级市场、国会等。[32]紧接着，11月5日-12月6日，以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考察的重点仍然是企业管理。代表团成员有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的负责人和学者。考察了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器公司、洛克希勒飞机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著名大企业，也看了一些中小企业。访问了联邦政府有关经济部门和一些州政府部门。[33]出访者感慨最深的是，在管理水平上中国同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马洪说：“同美国相比，我国的管理水平和经济管理教育差距甚大”。[34]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薛暮桥说，“中国地大人多，资源丰富，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技术设备，最落后的是管理”。薛暮桥说：“这话对我的印象很深”。[35]袁宝华等根据对美国经验的了解，回国后提出改革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一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应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订价；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围绕市场这个中心；三是培训管理干部和罗致人才。[36]除日、美外，西欧国家的管理经验也受到重视。1980年1月30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率经济代表团赴瑞士达沃斯参加欧洲管理论坛年会，并考察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企业；4月30日-6月4日，袁宝华、马洪率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西德、瑞士、奥地利等，考察企业管理和职业教育。
为了扩大国内管理干部的眼界，1979年，国家经委和中国企业协会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派出200-300名管理人员分批到国外短期学习；二是分批约请50名左右外国管理专家、教授和有实际经验的管理人员来中国讲学，并接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培训方面的经济援助。[37]美、日等国家对帮助中国培训管理干部也有很大兴趣。如1979年10月10日，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同日本外务省课长高桥等人商定：1980年邀请30名日本企业管理专家、教授来华讲学和为中国企业进行诊断，中国向日本派遣150 名进修生学习企业管理。这个计划从1980年初开始实行。[38]再如，1979年11月国家经委代表团访美时，美国一些企业协会、基金会、服务团和大公司、银行都向代表团表示，愿意为中国培训管理人员，并提出各种优惠办法。[39]后经双方商定，在大连建立一个培训中心。1980年8月18日，中美两国合作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第一期研究班开学，来自全国各地120名企业管理人员参加研究班学习。[40]此外，还有不少美欧国家的专家来华传授管理知识。[41]
当然，学习西方绝对不限于管理层面，各类考察团对西方的观察涉及到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如1980年4月2日-16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就是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一次全面考察。在日期间，余秋里一行同日本政界、财界交换意见，实地考察了十几个工商企业。日本人很热心，外务省组织了十几位负责官员和经济专家（包括外相大来佐武郎本人），全面地介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经验，有些官员和专家还详细提供了书面资料。国家计委外事局全部翻译整理，分两期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这些资料包括计划的制定和作用；产业政策；经济高速发展与资金积累；对能源的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企业、商社、银行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日本商社的金融活动；高速发展与人才培养；职业训练制度；第三产业对就业的作用等领域，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问题、技术引进和研究问题、企业竞争问题，正是中国急于寻找解决之道的紧迫问题，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代表团在〈访日汇报要点〉中说，我国的能源资料比日本丰富，但能源利用率比日本低，浪费比日本大，能源节约的潜力比日本大得多。我们要吸取日本节能的成功经验，要开发能源，但近期主要应当靠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访问团印象更为深刻，〈访日汇报要点〉说，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日本不同，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是我国制度优越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苏联搬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允许企业之间展开正当的竞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没有竞争，企业以至整个经济就缺乏活力，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和保护正当的竞争。[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