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与战后初期和50年代完全不同。在美苏两极之外，世界出现了西欧、中国和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再加上第三世界力量的增长和发生的各种动荡所造成的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世界。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美苏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都出现了较大变化。概括地说，与杜鲁门到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延续性相比，尼克松至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尽管其坚持全球扩张的总体战略目标并未根本改变；而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对外政策则从利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继续向全球的势力扩张转向全面收缩。本文仍然尝试从美国和苏联的国家大战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国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揭示20世纪70-90年代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缓和与紧张并存走向冷战结束的内在因素，并勾勒这一历史时期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基本图景，以求教于方家。①
一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外交课题：面对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于60年代末开始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感到它的对苏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已发生严重动摇；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实行以及欧共体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正在遭遇挑战；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分裂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② 使美国政府必须重新评估中国在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并改变以往僵硬的对华政策；还有那场使它付出了3000多亿美元、几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打赢的越南战争，以及导致其国力相对下降的大量海外军事义务，更是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因此美国必须对其坚持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并据此制定新的对外政策，以保持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战略调整的标志便是 “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项原则”和“三根支柱”。“三项原则”是：1.美国将恪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美国认为它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3.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三根支柱”是：1.伙伴关系，即美国要与其盟国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此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2.实力，即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3.谈判，即美国对其敌手要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此实现力量平衡。③
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
在军事上，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以摆脱由于军事伸展过度而导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取代原来的对苏优势论，确保美国的质量第一；在常规力量方面，提出以“一个半战争”的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的战略，①把战略重点集中到对付苏联；在海外义务方面，推行与其盟国的分级负责制，为结束越南战争打下基础。
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②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逐步结束越南战争，在海外驻军方面加强“欧洲第一”的方针。第二，继续东西方的对话与接触，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力图从实力出发，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的军备。第三，主动采取行动，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并利用同中国接近来对付苏联。第四，调整对盟国的政策，通过强调西方联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五，注重扩大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以确保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
尼克松主义作为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当然，正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所写道的：“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③
福特和卡特政府基本上继续实行尼克松政府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在福特任内，最终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从而完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在对苏关系上，继续推行缓和外交并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展势力，卡特政府在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两项调整：第一，以 “世界秩序战略”取代“大国均势战略”，以此巩固西方世界的团结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以美中正式建交而终于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第二，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并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企图以此达到消除美国民众自越战引起的信任危机，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促进东欧变革，进一步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等多重目的。但是以强硬面貌出现的“人权外交”，其具体的运作却并不成功。于是以1979年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垮台、美国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均将被认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这种进攻将受到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① 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复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②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
在军事战略上，里根以重新谋求对苏军事优势为出发点，提出了所谓的“新灵活反应战略”，③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美国拥有与苏联打两场大战甚至是短期的核交锋，同时在第三世界打一场“低烈度战争”的能力，并为此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扩军建设；第二，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简写为SDI），④将过去利用核报复来进行威慑发展为以核防御来进行威慑。
在外交战略上：第一，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⑤
综上所述，从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美国的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从全球扩张到局部收缩再到结束收缩的曲线，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对苏政策也从缓和再次走向强硬。
在美国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和调整之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正如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所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①
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他认为，只有将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并保持与美国的平等，随时保持警惕并采取进攻态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并使苏联在世界上拥有更大影响。这一国家大战略的变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战略的基点从赫鲁晓夫的以缓和为主、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发展为在全球展开战略攻势、积极介入、主动对抗、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进攻战略的基础。正如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所说，“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②
其次，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将该原则作为推行缓和战略的基础。但是勃列日涅夫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③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战略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缓和并不妨碍同美国的争夺，也不影响苏联在世界上以推行“苏联模式”和进行世界革命为借口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积极进攻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双重指导下，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第二，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第三，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第四，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美苏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调整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即从前一阶段的以限制其他国家为主的部分核军备控制阶段发展为限制美苏自身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这就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反导条约，ABM）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Ⅰ），以及1979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④这些条约的签订，是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有害无益，确认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承认了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均势现状，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有助于战略的稳定，并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高潮的重要象征。但是这些条约主要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而不是质量限制，因此又为它们在更高质量层面上的战略核武器竞赛留下相当大的余地。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则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东西方的冷战对抗并没有因为缓和而改变。在缓和达到高潮时，1979年底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直接导致了缓和的热度急剧下降并引发了新一轮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而“缓和”已经死亡。①至此，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达致顶峰，但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全球进攻和与西方关系缓和的大战略却已经搁浅。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
但是中国的外交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方面。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②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大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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