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③第二，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④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他们实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协定》为代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尽管存在缺陷，却是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径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更是欧共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加强其欧洲特性的突出表现。欧洲作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正在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于7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控制和经互会“一体化”体制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不仅造成了东欧的生活水平与其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了东欧的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要为“布拉格之春”平凡的“七七宪章民权运动”，1980年波兰出现的把改革波兰现行社会制度作为其奋斗目标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危机深化的典型表现。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并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以提高石油价格和控制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石油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给各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而且对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打击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推动了以区域性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中东、印度支那、非洲之角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等第三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人们都能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从而加重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另外，以两伊战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二
1985年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经过四年的努力，美国认为它已经扭转了与苏联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利趋势，可以从实力出发推行更为灵活的对苏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也换上了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新领导人，于是第二届里根政府再次大幅度调整对苏政策。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两国在避免一场大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推进双方高层会晤，就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对话。第二，推进军控谈判，并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改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①第三，出台以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反共革命为主旨的“里根主义”作为美国对苏联推行新遏制政策的重要部分。②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基本继承里根的对话与军控政策的同时，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苏东政局变化，再次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③
80年代的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新一轮大规模军备竞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国际社会对苏联侵略阿富汗所表现除的霸权主义的持续谴责，以及感受到东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压力，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
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①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从1985年到1991年，美苏总统之间进行了5次会晤，并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第二，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在核裁军方面，双方相继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Ⅰ）。前者将中程导弹作为整整一类核武器的销毁不仅有利于缓和美苏关系，有助于推动双方裁军势头的进一步发展，也减轻了中程核武器对欧洲的威胁，推动了裁减欧洲常规兵力的谈判；后者首次规定对双方战略核武器数量进行30%—40%的削减（尽管双方在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确实是美苏自中导条约之后在核裁军方面的又一重要进展。可以说，这两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苏从限制自身核武器数量的阶段，发展为实际减少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在常规裁军方面，北约和华约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文缩写CFE），使两大军事集团在中欧紧张对峙的态势不复存在。②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上，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一致行动，③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与西方合作的态度。
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确立了两国今后发展关系的新原则。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三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停止在冷战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也经历了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和西欧联合进程加快发展等重大事件。随着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以往的对东欧国家的强硬高压政策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为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东欧终于发生了巨大突变。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到1990年两个德国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再到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塌，形成了苏联退出东欧势力范围，东欧靠拢西方的发展趋势。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成为整个欧洲走向对话与合作道路的新起点。1991年前苏东国家两个最为重要的但已名存实亡的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尽管冷战结束后欧洲还会经历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经历了巨大考验。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表明了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决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并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政治动荡和一度恶化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从而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另外，南北之间的对话也从经济领域向全球性问题的领域扩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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