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27]参见〔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17-518页。这三个机构亦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而美国长期以来就是要用这“三驾马车”来取代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参见〔美〕菲利斯·本尼斯：《发号施令——美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86-88页。
[28]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00页。
[29]这两个机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控制下，并不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实际上独立于联合国之外。
[30]根据“双挂钩一固定”制度，参加IMF的国家包括美国的中央银行都要按照这一固定水平买进和卖出黄金，以确保美元不会贬值，这又被称为“黄金共享”原则。
[31]加权投票制度，是指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其在基金的配额，即向基金的认股份额成正比。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每个成员国有基本投票权250票，另外每增加相当于10万美元的配额，便增加1票。
[32]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由美国提出并得到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的审议通过，但美国和一些国家以该宪章与其国内立法存在差异和矛盾并有损美国的利益为由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遂使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失败。但美国和其他22个国家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协议，随后它们将该协议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中的贸易政策条款加以合并和修改，形成一个单一的多边协定，再加上涉及45000项商品、影响世界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占进口值54%的应税商品平均降低税率35%的关税减让表，就形成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出台过程，参见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33]
[34]特别提款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分配给成员国的除了一般提款权之外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是一种补充储备资产和一种新的记账单位，由基金组织按各成员国的份额分配。成员国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或其他成员国兑换外汇，用于政府间的结算，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也可向基金组织偿还贷款、支付利息和手续费，但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从1981年起由美元、西德马克、英镑、法郎和日元五种货币定值。目前特别提款权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服务。
[35]在世界银行进行的项目评价中，90%以上的中国项目被评为“满意”。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银行贷款使用和偿还情况最好的借款国之一。参见祝宪：《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0期，第25-27页。
[36]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第12-13页，关于GATT的8 轮贸易谈判回合，参见第5-6页。
[37]龙永图为《经济全球化丛书》撰写的总序言，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经济全球化丛书》总序言，第12页。
[38]参见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第12页；张幼文等：《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9-130页。
[3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2页。
[40]参见〔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文版），第523页。
[41]吴念祖：《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42]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把这种不和谐用“两难困境”来表述：美元与黄金挂钩，靠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来支持各国储备的增长和国际的清偿力的增加，必然会使美元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美国纠正国际收支逆差，保持平衡稳定美元，就会断绝国际储备来源，世界的清偿能力就会不足；如果美国持续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会影响美元的信誉并怀疑美元的可兑性，并引起美元危机。这就是有名的“特里芬难题”。参见〔美〕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7年。
[43]在西德马克升值3%的情况下，西德、法国等欧共体国家的汇率对美元联合浮动，内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则单独浮动，日元等其他货币也对美元浮动。
[4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浮动性，实行自由浮动和有管理的浮动国家，由1991年的56个上升到1997年的99个。在IMF的成员国中，所有发达国家都实现了资本帐户可兑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常帐户货币自由兑换，而对资本帐户仍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中国自
[45]在这近16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中，韩国获得5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获得430亿美元，泰国获得170亿美元，菲律宾获得10亿美元。参见郑振龙、周婉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危机功能评析》，《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第48-51页。
[46]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各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巨大需求超出了预计范围，1998年基金组织设立和补充储备贷款，为发生危机的国家解决突出的收支不平问题；1999年又设立了应急信用贷款，以方便那些尚未发生危机但已经感到有潜在问题的国家得到贷款，这是典型的预防危机的新举措。参见朱雪琴：《国际货币基金（IMF）：面临角色的选择》，《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22卷第6期，第18-20页。
[47]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48]参见戴硕：《矛盾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1-35页。应当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主动溃化并让渡某些主权，并应该丰富国家主权内涵，努力创造新的主权工具，以达到加强国家主权控制风险的目的。参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第二章。
[49]参见邹佳怡、莫小龙：《从世界银行政策变化看全球化的矛盾和发展援助的职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36-41页。
[50]例如：农业和纺织业未受到关贸总协定的规范，因此，在农业方面，一些国家就利用这一漏洞制定一些与关贸总协定原则不一致的政策；在纺织品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根据《多种纤维协议》而对进口纺织品实行限制措施。由于人们对这类政策和措施与关贸总协定原则和规则的一致性表示怀疑，因此它们被称为“灰色区域措施”。
[51]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只适用于商品贸易（也称“货物贸易”），不包括服务贸易，而后者已经发展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贸总协定也缺乏对知识产权的适当保护措施，使知识产权受到侵害，这不仅被视为影响到外国在生产专利产品方面投资的不利因素，也成为发达国家工业界不愿向发展中国家同行出售或特许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
[52]参见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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