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起源，及其对共同生存的土地的共同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近代以来，以国家的形式，通过实现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确保本民族不受其他民族侵害，保持自身的特点和创造能力，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政治诉求与理想。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行径与扩张行为，尤其对激发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作用。整个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明显地成了世界进步潮流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革命自其开始以来，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就是摆脱屈辱的半殖地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从未轻易否认过自己的民族主义使命。只不过，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更习惯于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略做修饰，称之为“无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或“广义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他们从来就相信：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当中，民族主义“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只有首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才有谈到这些民族中阶级解放的可能。[1]仅仅是由于1948年斯大林给不驯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扣上“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将其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共中央才被迫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划清界限。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人们头脑中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情感，并不会因为用词的改变而自动消失。争取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乃至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坚持自己民族和国家权益的种种努力，说到底都是民族主义的反映与表现。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开始正视民族主义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影响。但严格来说，在今天的各种讨论中，对现实的民族主义影响的讨论远远多于对历史的讨论。事实上，还在新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围绕着如何理解各自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就存在着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碰撞。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其中直言告诫那些寄希望于同英美搞好关系，取得援助的人士：现时的英美政府都是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是不会给我们以援助的。孙中山一生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毫无所获。“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之后，他很快就前往苏联去寻找“友谊的援助”去了。1950年2月14日，经过长达将近两个月的访问和谈判，双方签订了一个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向历史新阶段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多年之后，中国人吃惊地发现，在欢呼声中结束的这一寻求“友谊”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不仅斯大林开始根本不同意签订新约，就是闯过这关以后，中方想让苏联放弃它过去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也还是不得不与之讨价还价。最终，苏联到底没有同意毛泽东收回外蒙主权的要求，到底没有痛痛快快地交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甚至还通过秘密的或公开的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硬在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3]
对于1950年的中苏条约谈判，当今学术界的评价应当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歧。至少，中外学者大都注意到了谈判的艰难曲折和中苏结盟本身所带给新中国的巨大利益。[4]但是，仅仅满足于根据我们已经发现的历史文献，说明事实的经过和莫斯科斤斤计较自身利益的真相，或者仅仅满足于根据事实的结果，分析探讨其实际的历史价值和影响，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大凡中国学者都能理解，莫斯科的经历，对于刚刚兴高彩烈地公开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斩钉截铁地宣布与帝国主义决裂，只向苏联一方去寻找“真正的友谊”[5]的毛泽东等人来说，在民族情感上难免会造成某种伤害。而这种伤害，势必会加剧双方原本就存在的隔阂与猜疑。从毛泽东50年代中期反复谈论他在这次访问中所受到伤害的情况，以及他所表现的不满程度，我们几乎不难想象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能趋向。但问题是，历经惊涛骇浪，且早就熟悉莫斯科行为方式的毛泽东等人，何以如此容易受到伤害，而如此之大的感情伤害又是怎样造成的，这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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