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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