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１９４５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１８８２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象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２０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 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１９２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
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 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非俄国的一九一七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地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１９２５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目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１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上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 。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１９２６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０”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１９２６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１９２７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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