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到的印度支那战争，主要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先是帮助法国，继而自己介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导致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断时续地发生于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系统考察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仅会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动有所助益，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在意识形态原则与现实利益冲突时的倾向与表现。
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又是阶级论者，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都相信存在着一个“世界革命”，相信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这是共产党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越共1945年8月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由于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而临时政府又建立在由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受降的越南北部地区，胡志明一度为保住已有的成果，宣告解散了越共，并公开表示越南将永远保持中立地位。但此举并没有能够消除法国人的敌意，1946年12月，战争仍旧爆发了。
胡志明的作法，明显地与战后毛泽东的作法不同，因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引起了批评。但随着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态度明显地有所改变。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人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虽然考虑到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完成，连年战争使财力有限，未能全部满足越共的要求，但还是迅速指示前线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胡志明坚持武装斗争并向中共求援这件事则更加重视。当他得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没有全部满足越方要求时，特意要求中共中央转告胡志明的代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共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叮嘱刘少奇等，对越务必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并认为“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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