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炮击金门：逼美国人坐上谈判桌
从1949年坚决实行“一边倒”政策，鼓动各国共产党人展开武装斗争，出兵朝鲜并援助越南，到劝阻越南党继续武装斗争，要求马来亚共产党改取和平道路，甚至解散国外华侨中的共产党组织，向周边国家政府建议和平共处，公开保证不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为了推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全面实施，毛泽东本人也利用各种外事场合，反复宣传中国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固有的革命理念和成功的革命经验。面对50年代初武装革命浪潮的低落，毛泽东并不像苏共领导人那样悲观。因为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出兵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挡在了三八线以南，保住了北朝鲜；是中国为越南人民军装备部队，提供后勤，派遣军事顾问，实行的抗法援越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看来，朝鲜和越南党的存在与巩固都表明，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没有过时，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尽管毛泽东这时积极配合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时却依旧相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1954年8月，即在毛泽东刚刚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之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中央宣传部上报的一份材料，其中附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问题的一封信，和中央宣传部对波立特来信的答复。波立特来信提出：英共编译《毛泽东选集》的小组认为有必要删去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话，而他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切，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切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波立特提到的这两段话，前者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后者是毛泽东引为自豪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即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工人和准备武装起义，不需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城市后乡村地来夺取政权，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则是先农村而后城市。显而易见，中宣部的领导人受到缓和政策与和平共处方针的影响，误以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因此复信对英共的顾虑表示了理解和同意。但毛泽东见到报告后马上表示了不满。他特别批示道：“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他同时特别把这一批示转送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阅，以提醒他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5]
上面的情况说明，一方面，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它有着强烈的革命信念和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另一方面，中共又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自己国内政策能够成功实施和国家经济的建设得到稳步发展，这在建国初期确是一个摆在它面前的两难的课题。十分明显，至少在毛泽东这里，认可苏联党和平共处的提议，赞同用妥协和缓和的方法解决国家关系的问题，为此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暂时牺牲掉一些小党的利益，说到底还是基于整个斗争形势的状况和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是为了满足眼前的国家利益需要的一种政策选择。
和平共处的方针在1954年正式提出之后，在外交上很快就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周边国家政府的疑惧心理明显地减少了，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对外贸易的开展变得容易了，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出现在亚非各国的会议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开始被冲破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也不能根本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政权，继续反对新中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尤其是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必欲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使共产党人无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大目标，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6]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先。”[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新中国政府想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它与美国政府之间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做到和平共处。
考虑到新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与美国军队在海上作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达成统一中国版图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在推行和平共处政策之初，自然不会不设想与美国达成缓和与和解的可能性。达成这种缓和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向亚洲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共处的方针，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得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他特别解释过他的这一看法，说他之所以在1954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积极赞成，甚至对周边国家领导人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方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在日内瓦会议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即所谓：“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中国短时期内不可能冒着同美国作战的风险来解放台湾，却未必不能通过外交的手段最终迫使美国认识到武装保护台湾得不偿失，从而自动地把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能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但他至少注意到，只要能把美国孤立起来，美国自己内部也一定会发生分裂的。因而他深信：“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的。[8]
其二，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主动向美国示以善意，争取实现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逐步打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僵化政策。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向美国代表示好，争取与美国政府开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求达到逐步建立直接外交接触渠道的目的。但是，这一努力明显地未能取得成功。当毛泽东得知美国代表始终充满敌意，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消息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担心中国的这一主动，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示。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就打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和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直接交手的经历，都使他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强的民族自尊心。他明确认为不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9]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的强烈敌视态度，使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绝不能片面地强调和平共处，而必须进行斗争。恰好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划界解决的结果，给了毛泽东向美国人宣示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一个机会。本来，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任务中并没有提出台湾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却在会议结束之际注意到，除了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外，台海两岸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状态，也是远东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了，如果我们这时不提出台湾问题，结果难免会造成普遍的误解。人们或者会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中立化了，或者会认为中国政府也会愿意仿照朝鲜和越南的办法就台湾问题做出妥协。故毛泽东当即致电还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0]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迅速受命发表社论，再度强硬地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1]8月1日，朱德总司令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节上公开告诫说：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决不容外国来干涉。[12]据此，周恩来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顺访莫斯科时，也不能不向并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新的紧张局面的苏联领导人解释说：中国这样做，实在是别无选择的。因为美国是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的，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大军事基础，准备战争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的可能”，因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13]
一方面要促进国际缓和，宣传和平共处，一方面却要在台湾海峡保持战争状态，尽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策略的性质，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矛盾的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这时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人下水。他在批准周恩来赴日内瓦与美国代表进行外交接触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要破坏蒋介石政府这一政治图谋的基本方针。[14]他讲，我们就是要用与美国谈判美国人最关心的侨民遣返问题作诱饵，促使美国不跟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7月初回国汇报时，毛泽东清楚地谈到了他的这一设想。他说：“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除了在公开的宣传中骂美国搞台独，骂蒋介石卖国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做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愿意在侨民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接触，“以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否则的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可能“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15]正是为此，直到炮击金门、马祖前夕，周恩来也仍然在强调说：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即要离间美蒋关系。[16]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17]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倍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意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更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江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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